关于加强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5:48:32 浏览: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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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关于加强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诺如病毒（Norovirus）是一组杯状病毒属病毒，其原型株诺瓦克病毒（Norwalk-like viruses）于1968年在美国诺瓦克市被分离发现。由于该组病毒极易变异，此后在其他地区又相继发现并命名了多种类似病毒，统称为诺如病毒。诺如病毒主要存活于受污染的水源，容易造成人类感染性腹泻。近期，诺如病毒在全球连续引起暴发流行，继欧洲、澳大利亚及北美地区之后，日本最近也暴发了25年来最严重的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性腹泻疫情。据全国病毒性腹泻监测网络对11个省份5岁以下腹泻儿童的监测，我国诺如病毒阳性检出率与往年监测结果基本相似，但专家预测，疫情传入和扩散的风险较大。为有效防止疫情的传入和扩散，保护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现就有关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或肠道门诊）工作。各医疗机构要认真进行腹泻病人的登记和筛检，发现腹泻病例异常增多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切实做好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病例的隔离和规范治疗以及病人排泄物、呕吐物、医疗废物的消毒处理；严格掌握出院标准，防止疫情扩散。
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与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之间的疫情联络机制，及时相互通报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疫情，有效预防输入疫情的发生。
三、加强疫情监测，关注疫情动态，尤其要重视对饮食服务从业人员、学校、公共场所、流动人口聚居区、建筑工地等重点地区和人群的疫情监测和管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报告、疫情预防控制措施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四、加强疫情的调查处理工作。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每日审核分析网络直报疫情情况，密切关注感染性腹泻疫情动态，一旦发现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病例，要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实施有效控制措施；加强对暴发疫情的疫源追踪、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切实做好疫点、疫区的卫生处理工作。
五、加大食品卫生执法力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强对餐饮业、集体食堂等消费环节的卫生监管，督促其加强自身管理，严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要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要吊销食品卫生许可证。加强饮水卫生监督、监测，严防水源性腹泻暴发疫情。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主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调配合，对无证无照的餐饮摊点依法予以取缔。
六、各地要加强预防感染性腹泻知识的宣传，提倡健康的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习惯，教育群众注意日常饮食卫生，进食海水产品应彻底煮熟。
特此通知。
附件：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治方案（试行）
卫生部办公厅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防治方案（试行）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属病毒引起的腹泻，具有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是引起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诺如病毒感染性强，以肠道传播为主，可通过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传播，常在社区、学校、餐馆、医院、托儿所、孤老院及军队等处引起集体暴发。
诺如病毒遗传高度变异，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社区内可能存在遗传特性不同的毒株流行。诺如病毒抗体没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尤其是没有长期免疫保护作用，极易造成反复感染。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有流行，全年均可发生感染，感染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学龄儿童，寒冷季节呈现高发。美国每年在所有的非细菌性腹泻暴发中，60-90%是由诺如病毒引起。荷兰、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都有类似结果。在发展中国家，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普遍存在，也常引起暴发流行。在我国5岁以下腹泻儿童中，诺如病毒检出率为15%左右，血清抗体水平调查表明我国人群中诺如病毒的感染亦十分普遍。1995 年，我国报道了首例诺如病毒感染，之后山西、北京、安徽、福州、武汉、广州等地区先后发生多起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发疫情。
一、诊断和治疗
（一）临床表现。
潜伏期多在24～48h，最短12h，最长72h。感染者发病突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发热、腹痛和腹泻。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腹泻为多，24h内腹泻4～8次，粪便为稀水便或水样便，无粘液脓血。大便常规镜检WBC<15，未见RBC。原发感染患者的呕吐症状明显多于续发感染者，有些感染者仅表现出呕吐症状。此外，也可见头痛、寒颤和肌肉痛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脱水症状。
（二）诊断。
1.临床诊断病例：主要依据流行季节、地区、发病年龄等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常规检测结果进行诊断。在一次腹泻流行中符合以下标准者,可初步诊断为诺如病毒感染：
（1）潜伏期24～48h；
（2）50%以上发生呕吐；
（3）病程12～60h；
（4）粪便、血常规检查无特殊发现；
（5）排除常见细菌、寄生虫及其它病原感染。
2.确诊病例：除符合临床诊断病例条件外，在粪便标本或呕吐物中检测出诺如病毒。
（三）治疗。
目前尚无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以对症或支持治疗为主，一般不需使用抗菌素，预后良好。脱水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主要死因，对严重病例尤其是幼儿及体弱者应及时输液或口服补液，以纠正脱水、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
二、疫情报告
（一）疑似暴发疫情的判定标准。
以村、居委会、学校、托儿所、养老院或其他集体为单位，一周内出现20例及以上病毒性腹泻临床诊断病例。
（二）暴发疫情的报告。
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人员发现疑似病毒性腹泻暴发疫情时，应及时报告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及时按有关规定进行疫情核实和报告，并迅速组织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三、疫情调查和处理
（一）对病例、密切接触者及医务人员等进行访视，结合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病例的核实诊断。
（二）开展病例的搜索、登记和个案调查，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明确感染来源和传播方式，追查传染源。
（三）采集病例粪便和呕吐物标本进行检测，以明确病原学诊断。
（四）对病例进行及时治疗，对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五）对病例的呕吐物、排泄物及医疗废物进行消毒处理。
疫情调查处理、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等有关技术方案详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net.cn）。
四、其他预防控制措施
（一）疫情监测。
在病毒性腹泻流行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疫情监测工作，特别加强对集体单位急性胃肠炎病例异常增多情况的监测，以及时了解病毒性腹泻的流行现状、病原特征，正确判断疫情形势。
（二）食品和饮用水卫生管理。
卫生行政部门在疫情流行季节应加大食品卫生执法力度，对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隐患的单位要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要吊销食品卫生许可证。
卫生行政部门应协调有关机构，加强对集中供水单位的管理，确保饮用水安全。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大力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三）健康教育。
加强预防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知识的宣传，提倡健康的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习惯，要重点教育群众尽量不吃或半生吃海水产品等食物，进食海水产品前应彻底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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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合同法对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影响
吕为锟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受该法调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难以受到该法调整。司法部应当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劳动合同法》获通过，而《律师法（修订草案）》未获通过。近年来，律师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报端，法学界关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的争论不休。《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否受该法的调整？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那么，律师事务所是哪一类用人单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在该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列。然而，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不属于该法所列举的任何一种用人单位，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是否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律师们争论的话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造成的，而定位不明问题的根源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行使登记管理权。《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彻底地暴露出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是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律师法（修订草案）》没有触及和解决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未获通过并非是一件坏事。
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下简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
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文化部首先响应，于11月25日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民政部积极出台措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于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大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唯司法部除外。
《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从时间顺序上看，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在后，律师法没有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是必然的。律师法施行后，司法部依据律师法颁布《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长期开展登记管理工作。当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时，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上海市司法局对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办理登记。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 这就是司法部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的依据和理由。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定位不明”的社会组织。
二、关于律师事务所定位问题的调研报告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姓裴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裴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反问：“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裴科长看。裴科长摆一摆手，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再了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同意了他的观点，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裴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业务主管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裴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他那热情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欢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往进行登记。裴科长继续说：“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再三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裴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裴科长办公桌上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开门见山地问边永生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永生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各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文件来，是《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
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 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 他还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按照营利性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少得可怜。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显然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认为律师事务所属于“中介组织”或称“中介机构”。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确实属于“中介组织”，但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没有理论指导价值。
《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树立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信念，自觉地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批复》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解决现行律师管理法律、规章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规章相冲突问题，在律师行业中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确保国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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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23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但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发展仍存在特殊困难，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为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重要意义。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贵州发展既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又拥有区位条件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生物多样性良好、文化旅游开发潜力大等优势；既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和困难，又面临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既存在着面广量大程度深的贫困地区，又初步形成了带动能力较强的黔中经济区，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有利因素，正处在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发挥贵州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有力支撑；是加强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建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
（二）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着力加强交通、水利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全面提升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彻底改变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乡面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幅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把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促进“三化”同步发展。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始终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始终将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摆在全局工作首位，让发展改革成果进一步惠及城乡居民，保护、调动和发挥各族群众盼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积极性。
——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体制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把改革开放作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强大动力，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坚持自力更生，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充分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依靠自身努力加快发展，进一步加大中央支持和发达地区对口帮扶力度。
（四）战略定位。
——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对内对外大通道，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创新扶贫开发机制，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全力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
——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支撑的“两江”上游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认真落实民族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五）发展目标。
到2015年，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明显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初步扭转，森林覆盖率达到45%；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到2020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水利工程体系基本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石漠化扩展势头得到根本遏制，森林覆盖率达到50%，环境质量良好；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六）空间布局。
按照“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黔中经济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黔北经济协作区，积极推动毕水兴（毕节、六盘水、兴义）能源资源富集区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三州”（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黔中经济区。建设以贵阳—安顺为核心，以遵义、毕节、都匀、凯里等城市为支撑的黔中经济区。推进贵阳—安顺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贵安新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资源深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黔北经济协作区。以遵义、铜仁为节点城市，以黔北、黔东北为腹地，积极构建连结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经济走廊。重点发展航天等装备制造、金属冶炼及深加工、化工、特色轻工、旅游等产业。推进武陵山地区经济协作和扶贫攻坚。
——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重点发展煤电煤化工、钢铁有色、汽车及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建设。
——“三州”等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及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跨越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磷煤化工、新型建材、民族医药和农林产品加工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区。
二、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支撑能力
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破交通瓶颈制约。
（七）推进铁路建设。加强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铁路大通道建设，提高运输能力，扩大路网覆盖面。加快干线铁路建设，打通与外部区域的快速通道，尽快开工建设成贵、渝黔铁路，与贵广、长昆铁路共同构成通往省外的快速大能力通道，加快实施南昆、黔桂、渝怀铁路扩能改造等工程，提高既有铁路通行能力。完善路网结构，规划建设隆昌至百色贵州段、织金至纳雍、昭通至黔江贵州段等铁路，规划研究毕节经水城至兴义、黔江经贵阳至河口、都匀经凯里至黔江、兴义至永州等铁路，逐步形成新的对外通道。继续实施铁路电气化改造，建设和改造贵阳、六盘水、毕节、安顺等一批铁路枢纽，形成布局完善、功能协调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八）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网贵州境内路段，推动银川至龙邦、都匀至西昌、毕节至兴义、成都至遵义等公路项目建设，打通连接周边地区的公路通道。完善省内干线公路网络，建设松桃经铜仁至黎平、赤水经正安至沿河、贵阳至瓮安、清镇至黔西、安康经南川至麻江、赤水经罗甸至百色等路段，力争相邻市（州）通高速公路。扩大国省道路网覆盖范围，加大国省干线改造力度，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县城通二级及以上标准公路。到2020年基本实现村村通油路。加快重点城镇、重点工矿区与高速公路的快速联络线和专用公路建设。推进重要节点客货站场和农村客运站场建设。
（九）促进民航和水运发展。推进贵阳龙洞堡西部地区重要枢纽机场建设，发展临空经济，适时建设三期扩建工程，新增和加密直达日韩、东南亚及国内大型枢纽机场的客货运航线航班。加快支线机场建设，改扩建铜仁等机场，建设遵义、黄平等机场，研究建设仁怀茅台机场，开展黔北、威宁、罗甸等机场前期工作。鼓励和引导航空公司开辟和增加航线，加大航班频次。支持航空公司在贵州设立基地，扩大机队规模。支持支线航班和支线机场运营。积极发展通用航空，适时试点开放低空空域。积极发展水路运输，规划研究打通西南地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水运通道，重点推进红水河龙滩、乌江构皮滩等水电枢纽通航设施建设，支持都柳江干流航电结合梯级开发，因地制宜发展库区航运特别是旅游客运。
（十）加强能源通道建设。加快实施500千伏独山至桂南电力外送新通道建设。完善省内500千伏主网架，加快建设毕节—大兴北部通道、兴仁—独山南部通道，形成覆盖全省的坚强电网。依托中缅天然气管道、中卫至贵阳天然气管道，建设支线管网，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支持建设成品油储备设施。
（十一）推动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发展，提高电话、互联网普及率，加快城市光纤宽带接入，力争行政村基本通宽带，已通电的20户以上自然村和重要交通沿线通信信号基本覆盖。加快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化城市建设和信息资源整合，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实施电子政务提升工程和“三农”信息服务工程。强化信息网络安全与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邮政普遍服务体系建设。
三、全面实施“三位一体”规划，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实施《贵州省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综合规划》（以下称“三位一体”综合规划）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消除工程性缺水和生态脆弱的瓶颈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二）加大水利建设力度。积极推进夹岩、黄家湾、五嘎冲、马岭等大型水库建设，开工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和引提水工程项目，到2020年全省工程供水能力达到159.4亿立方米。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以及灌区续建配套和灌排泵站改造工程。推进小水窖、小塘坝、小堰闸、小泵站、小渠道等“五小”微型水利工程建设。到2020年灌溉供水保证率达到75%，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15万亩，改善和恢复有效灌溉面积715万亩。加大中小河流治理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加强重点城镇防洪工程建设，完善防汛抗旱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统筹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加强岩溶地下水和地下暗河开发利用，建设一批应急水源工程，提高抗旱应急能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和水利工程设施管理，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在安排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时，加大对贵州水利建设投入力度，支持贵州如期完成“三位一体”综合规划提出的水利建设目标。
（十三）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长江珠江防护林、速生丰产林、水土保持等工程，加强水源地和湿地保护。增加造林和抚育任务。对生态位置重要的陡坡耕地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大草山草坡治理力度，扩大退牧还草重点县范围。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和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支持贵州开展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十四）突出抓好石漠化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大石漠化防治力度，提高单位面积治理补助标准，到2020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全面覆盖工程小区。坚持自然修复为主，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推进封山育林（草），加强林草植被保护和建设，开展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把石漠化治理与解决好农民长远生计结合起来，多种途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大力发展林下产业，加强山区特色经济林建设，支持因地制宜发展花椒、金银花、猕猴桃、火龙果、核桃等经济作物。抓紧研究论证生态搬迁工程。
（十五）加强环境保护。继续推进乌江、赤水河和南北盘江等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红枫湖、百花湖、万峰湖等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加强草海等湖泊环境保护和综合防治。推进城镇和产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危险废物处理以及锰汞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强化重点行业污染控制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全面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与环境综合治理，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农村土壤环境保护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体系。
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转型升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十六）做大做强能源产业。加强煤炭资源勘查，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化开发，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重点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稳步推进矿业权整合，提高资源勘查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加强“西电东送”火电基地电源点建设，加快建设六枝、织金、安顺三期、清江等一批大型坑口电厂和路口电厂。合理布局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支持产业园区和城市发展热电联产机组，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大用户直供电。积极推动煤电联营。稳步推进乌江和南北盘江、红水河等重点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积极推进龙滩二期工程研究论证。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浅层地温能等新能源。2015年贵州电力装机达到5000万千瓦左右。加强天然气和石油勘查勘探力度，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综合利用。
（十七）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认真组织实施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加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力度。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煤电化等一体化资源深加工基地。加强磷矿资源整合，建设织金—息烽—开阳—瓮安—福泉磷煤化工产业带。积极推进铝、钛、钡、钒、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建设清镇—黔西—织金煤电铝、煤电化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积极推进贵阳城市钢厂搬迁和水城钢厂升级改造。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支持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在资源富集区推进煤炭深加工，建设毕节、六盘水煤制烯烃和贵阳乙二醇等项目。优化发展高载能行业。鼓励发展非金属精细化工，在安顺、铜仁建设全国精细碳酸钡生产和研发基地。积极发展氯碱化工和橡胶加工，扶持发展林化工。优化发展传统建材，积极开发生产新型节能环保建材。
（十八）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鼓励地方科研单位和军工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军工、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和科研机构资源共享，发展壮大军民结合产业，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航天装备、汽车及零部件、能矿产业装备和工程机械。巩固壮大精密数控装备和关键基础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业。培育发展冶金、风电、农业机械等特色装备。支持安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建设通用飞机、无人机、教练机等生产和试训基地，配套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依托贵阳、遵义国家级开发区加快发展航天产业。
（十九）积极发展特色轻工业。利用赤水河流域资源和技术优势，适度发展名优白酒，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声誉，推动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努力提高茶叶加工能力和水平，提升黔茶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做强做优特色食品工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知名品牌。
（二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材料、电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重点开发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发展，建设贵阳、遵义新材料产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软件、混合集成电路等产业，支持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关产业。在贵阳、遵义、安顺、黔南等地培育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产业，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和环保产业。建设光伏产品研发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二十一）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和支持国家大型科研单位、重点高校在贵州设立科研机构和成果转化中心，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加快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建设。支持贵阳、遵义建设创新型城市。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搭建企业孵化器、产业园区等促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合作平台，鼓励支持先进实用技术的应用、科技成果的宣传及普及，通过技术转移带动产业转移。
（二十二）切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全面落实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大力实施重点节能改造工程，支持高载能行业节能改造，新建和改建一批重点节能项目。在建筑领域积极推广节能墙体材料等节能产品和技术，实施建筑节能和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工程。大力推进粉煤灰、磷硫石膏、煤矸石、尾矿等工业废弃物资源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利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支持重点行业实施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城市矿产”、园区循环化改造等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继续推进贵阳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和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支持六盘水开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
（二十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建设贵州与周边地区物流大通道，规划建设贵阳区域性物流中心，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等物流节点城市，研究建设黄桶幺铺等一批现代物流园区。大力培育和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研究完善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办法。积极培育发展地方金融机构，鼓励股份制银行在贵州设立分支机构。支持组建贵州银行、茅台集团财务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联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贵州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积极发展证券、保险业。大力发展会展业，支持办好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加强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支持建设现代化的中药材批发市场和酒类交易市场。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支持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二十四）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依托贵州多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骨干企业，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着力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黄果树、荔波、梵净山、雷公山等精品景区，培育“爽爽贵阳”、“梵天净土”、“水墨金州”、“凉都六盘水”等一批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加强遵义、镇远、习水、青岩、西江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旅游资源富集城镇保护和建设。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施红色旅游二期建设方案，加强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重点的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蜡染、服饰、银饰、苗绣、漆器、紫袍玉带石雕等特色旅游商品。支持贵州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五、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新农村建设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完善功能的原则，推进城镇化进程，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引导产业向城镇和园区集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十五）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培育黔中城市群，打造一批节点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研究调整优化行政区划。把贵阳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会展中心。加强黔中城市群与六盘水、铜仁、兴义等城市的联系，促进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加快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等老工业基地改造，推进万山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赫章、务川、六枝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十六）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道路体系，增加路网密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符合条件的城市安全有序地建设轨道交通。提高区域间快速通达能力，统筹规划以贵阳为中心、连接重要节点城市的快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研究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城际轨道项目。加快给排水、供气、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管网改造力度。实施城市河流水污染防治工程，实现市政公共设施功能配套。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超过90%。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稳步实施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避险搬迁工程。
（二十七）有序发展产业园区。按照整体规划、严格管理、滚动发展、务求实效的原则，规范发展产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贵阳、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和引进一批就业容量大、技术含量高的企业。鼓励与东中部及周边地区共建产业园区，比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予以指导和服务。支持贵州依托重点工业园区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二十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镇道路、供水、生活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繁荣和发展县域经济，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支持发展城郊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积极发展小城镇，强化小城镇对周边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做好村庄规划，节约农村建设用地。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基层组织保障条件。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支持遵义、六盘水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二十九）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饮水、道路、供电、沼气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安排农村群众直接受益的中小型民生项目。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点做好高氟、微生物病害污染水防治，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推进村庄内道路硬化。加强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全面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沼气、生物质能等能源。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建设规模，实施农村水电增容改造。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适当提高中央补助标准，全面改善困难农户居住条件。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快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推动乡镇和农村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全面推广“富在农家、学在农家、美在农家、乐在农家”创建活动。
六、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走高产高效、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加工精细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三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加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人均基本口粮田不低于0.5亩。通过稳步提高单产，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30亿斤以上。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立足不同区域特色，巩固发展油菜、马铃薯等传统优势农产品，积极推进茶叶、干鲜果、中药材、酿酒高粱、油茶等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薏苡、苦荞、芸豆、芭蕉芋等小杂粮。实施山地高效立体农业工程，建设贵阳、遵义、毕节等山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铜仁、黔东南、黔南生态农业示范区、安顺山地农业机械示范区以及黔西南、六盘水喀斯特山区特色农业示范区。完善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在贵州北部地区建设粮、畜、茶生产基地，在南部地区建设面向珠三角地区的蔬菜、精品水果生产基地，在西北部地区建设草食畜牧业和马铃薯生产基地。稳定生猪生产。重点支持特色优势农产品良种繁育基地和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继续实施对种植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良种补贴，逐步扩大原种生产补贴规模。深入开展粮油作物高产创建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
（三十一）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重点培育和引进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若干具有当地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化经营成果。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等组织发展，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大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开发保护力度，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
（三十二）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加强贵州农业科研院所的基础能力建设，提高粮食经济作物和畜禽良种选育、丘陵山地适用农业机械技术研究和实用技术推广水平。健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机械推广和安全监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验检测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示范县建设。支持农村市场和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扶持农村物流企业发展，对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给予补助。支持贵阳花溪农产品、遵义虾子镇辣椒以及黔东南榕江、黔南独山和黔西南册亨蔬菜等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探索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的有效途径。
（三十三）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重点发展特色种养业、山地农业、设施农业和庭院经济，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和项目，带动农民就近就地转移就业。进一步加强农业职业技术院校建设，为农村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发挥劳务中介组织作用，扩大劳务输出。实施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大力支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探索农村集体和农户在当地资源开发项目中入股，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七、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推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为重点，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三十四）完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根据新时期扶贫开发总体要求，逐步形成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乡、贫困村为突破口，以贫困户为着力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推进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快编制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扶贫开发上水平。进一步支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重点支持麻山、瑶山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规划，整合资金，继续实施整村推进。促进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让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扶贫项目。
（三十五）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贵州的投入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分配资金、安排项目时向贵州倾斜，扶贫相关试点优先安排在贵州实施。支持贵州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重点加强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扶贫攻坚会战。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每年选送一批贫困家庭学生赴发达地区、省内大城市接受免费职业教育。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鼓励社会帮扶、慈善捐助等，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新格局。
（三十六）支持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把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作为区域开发工作的重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三州”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编制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尽快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把“三州”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旅游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示范区。支持黔东南州实施凯里—麻江同城化发展，加强清水江、都柳江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序发展林浆纸一体化，建设西南林产业基地，率先开展自治州辖区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支持黔南州建设瓮安—福泉地区磷煤电一体化基地和中药材、茶叶种植基地，支持水族文化博物馆建设。支持黔西南州建设滇桂黔三省结合部商贸物流中心和西江上游经济区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加工基地。加大毛南族、仫佬族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力度。充分挖掘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培育和扶持苗岭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八音坐唱等民族文化品牌，建设民族文化展演中心。扶持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发展，支持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基地和区域性流通贸易交易市场建设。尊重少数民族生活居住习惯，规划建设一批民族特色村寨，加强木质房屋村寨防火设施建设。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修编，将符合条件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八、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十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新建、改扩建和利用闲置校舍改建一批幼儿园，到2015年力争所有城市社区和乡镇至少有1所公办幼儿园。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支持县镇薄弱学校扩容改造。继续办好村教学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分期分批开办“小餐桌”。鼓励偏远少数民族村寨小学开展“双语”教育。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中小学寄宿制，支持校舍建设，配齐配好必要的管理人员，到2015年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解决小学寄宿生住宿问题。积极稳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继续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国培计划”。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县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扩大普通高中培养能力。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示范性职业院校。支持贵州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强理工、民族医药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加大对贵州高等教育年度招生计划安排的倾斜和支持力度，支持增加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加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贵州高校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办学。增加部属师范大学在贵州免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贵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落实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政策，推动贵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三十八）大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专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力争到2020年千人口床位数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加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力度，通过订单定向培养、转岗培训等途径培养一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开展“特岗医生计划”，力争实现每一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有两名以上特岗医生。加快建立农村医疗急救网络，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大重大传染病、地氟病等地方病防治力度，提高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加快推进省、市（州）两级中医（民族医）医院建设。以强化技术支撑为重点，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努力降低生育水平。
（三十九）积极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建设市（州）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加快建设一批公共电子阅览室。全面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文化资源共享、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综合利用，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场所等设施建设。加强城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支持建设国家生态型多梯度高原运动训练示范基地和山地户外体育旅游休闲基地。积极开发民族传统竞技活动和特色体育赛事。
（四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和落实促进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场地安排等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自主创业。支持开发林场管护、道路协管、城镇公共服务管理等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培育和推介人力资源服务品牌，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劳务合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支持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就业见习基地和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关系调解和监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四十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做好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跨省区转移接续工作。巩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稳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均筹资标准和政府补助标准，逐步推进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建立健全城乡困难群体、残疾人和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失业、工伤保险等制度。加强社会福利和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孤儿保障制度，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建设。推进救灾应急能力建设。加强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展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加大城市棚户区、国有煤矿和工矿棚户区等改造力度。加强农村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周转房建设。
九、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不断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四十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调整政企之间、政资之间、政事之间、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减少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鼓励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联合重组，支持军地融合发展，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方式方法。理顺煤电等产品价格关系，适时调整西电东送电价。完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编制毕节试验区深化改革试验方案和规划，拓宽改革试验内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十三）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完善黔川渝区域协作机制，深化与成渝经济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轻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推进渝黔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参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区规划建设，强化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促进滇黔桂粤西江流域航运、能源、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泛珠三角地区合作，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和领域，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东西合作示范基地。
（四十四）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地区等平台，积极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贵安新区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形成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重要的资源深加工基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在土地、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和国外优惠贷款。在有条件的市（州）设立海关，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加工贸易承接基地。拓展对外贸易市场，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支持国家级出口基地和输港澳鲜活产品出口基地建设。积极开展境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服务外包等，鼓励具备援外资格企业积极参与援外工程项目及其他经援项目竞标。
十、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投入力度
（四十五）财税政策。充分考虑贵州的支出成本差异，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在现有资金渠道内加大对交通、水利、教育等领域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适当提高部分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的税率标准。研究完善水电税收政策，进一步使当地分享开发成果。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其固定资产可实行加速折旧。适当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力度，促进贵州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四十六）投资政策。国家有关部门专项建设资金要提高对贵州公路、铁路、民航、水利、市政公用等建设项目的投资补助标准和资本金注入比例。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市地级配套，明确地方政府责任，强化项目监督检查。
（四十七）金融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贵州的信贷支持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对当地法人金融机构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扶贫贴息贷款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贵州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保险资金探索参与贵州交通、能源、水利、市政公用及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加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作。支持贵州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持发展创业投资，规范发展股权投资。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开放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四十八）产业政策。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放宽贵州具备资源优势、有市场需求的部分行业准入限制。对有条件在贵州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予以优先规划布局并优先审批核准。合理确定贵州节能减排指标。加大中央财政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支持力度。支持开展煤炭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积极指导贵州加快煤炭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和修编工作，合理布局和有序投放矿业权。对重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使用中央地勘基金、省财政出资的煤炭勘查项目，国家规划明确的煤炭资源开发配套勘查项目，以及已设煤炭采矿权的资源枯竭大中型矿山企业周边和深部不宜单独设置采矿权的零星分散煤炭资源勘查项目，优先审批设置探矿权。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优先保障当地居民用气和在当地转化利用。
（四十九）土地政策。全面完成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在不突破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前提下，支持贵州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管控、动态评估与适时修改机制。在贵州开展国土规划编制试点。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等方面加大对贵州的倾斜支持力度。支持贵州健全并落实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支持创新土地利用方式。将贵州确定为全国开发未利用低丘缓坡实施工业和城镇建设试点地区，相关指标单列管理。支持探索通过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等级、折抵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途径。在毕节试验区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制度配套改革试点。
（五十）人才政策。支持贵州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健全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的激励机制。加大东部地区、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与贵州开展干部双向挂职、任职交流工作的力度。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贵州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国家“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西部之光”、“博士服务团”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人才和引智项目向贵州倾斜。实施“贵州专门人才培训工程”和“院士专家援黔行动计划”。支持建设遵义干部学院。逐步提高贵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动态调整机制，中央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五十一）对口支援政策。鼓励东部发达城市对口支援贵州欠发达地区，确定“一对一”结对关系和主要任务，制定对口支援实施方案，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创新对口支援方式，支持支援方和受援方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招商引资、企业合作和利益共享。完善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机制，实现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覆盖。发挥毕节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统一战线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活动，参与和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任务
（五十二）强化组织实施。贵州要发扬“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抓住机遇，励精图治，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认真落实各项任务。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与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沟通衔接，强化与有关省份和企业的互动合作，扎实推进本意见实施。鼓励积极探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涉及的重大政策、改革试点和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另行报批后实施。
（五十三）加强指导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和职能分工，结合制定相关专项规划，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建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与的协调机制，加强指导和综合协调。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五十四）推进对口支援。东部地区对口支援城市要建立相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对口支援具体措施，注重实效，创新形式，加大帮扶力度。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把本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与贵州的资源、劳动力、市场等优势结合起来，支持企业到贵州投资创业，鼓励人才相互交流，形成区域间协调互动、共同发展新局面。
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一思想，戮力同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国务院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吕为锟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受该法调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难以受到该法调整。司法部应当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劳动合同法》获通过，而《律师法（修订草案）》未获通过。近年来，律师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报端，法学界关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的争论不休。《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否受该法的调整？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那么，律师事务所是哪一类用人单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在该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列。然而，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不属于该法所列举的任何一种用人单位，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是否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律师们争论的话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造成的，而定位不明问题的根源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行使登记管理权。《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彻底地暴露出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是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律师法（修订草案）》没有触及和解决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未获通过并非是一件坏事。
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下简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
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文化部首先响应，于11月25日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民政部积极出台措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于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大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唯司法部除外。
《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从时间顺序上看，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在后，律师法没有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是必然的。律师法施行后，司法部依据律师法颁布《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长期开展登记管理工作。当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时，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上海市司法局对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办理登记。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 这就是司法部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的依据和理由。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定位不明”的社会组织。
二、关于律师事务所定位问题的调研报告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姓裴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裴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反问：“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裴科长看。裴科长摆一摆手，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再了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同意了他的观点，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裴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业务主管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裴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他那热情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欢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往进行登记。裴科长继续说：“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再三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裴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裴科长办公桌上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开门见山地问边永生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永生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各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文件来，是《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
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 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 他还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按照营利性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少得可怜。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显然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认为律师事务所属于“中介组织”或称“中介机构”。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确实属于“中介组织”，但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没有理论指导价值。
《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树立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信念，自觉地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批复》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解决现行律师管理法律、规章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规章相冲突问题，在律师行业中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确保国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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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23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但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发展仍存在特殊困难，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为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重要意义。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贵州发展既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制约，又拥有区位条件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生物多样性良好、文化旅游开发潜力大等优势；既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和困难，又面临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既存在着面广量大程度深的贫困地区，又初步形成了带动能力较强的黔中经济区，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有利因素，正处在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发挥贵州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有力支撑；是加强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建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
（二）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着力加强交通、水利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全面提升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彻底改变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乡面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幅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把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促进“三化”同步发展。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始终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始终将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摆在全局工作首位，让发展改革成果进一步惠及城乡居民，保护、调动和发挥各族群众盼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积极性。
——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体制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把改革开放作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强大动力，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坚持自力更生，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充分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依靠自身努力加快发展，进一步加大中央支持和发达地区对口帮扶力度。
（四）战略定位。
——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对内对外大通道，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创新扶贫开发机制，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全力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
——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支撑的“两江”上游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认真落实民族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五）发展目标。
到2015年，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明显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初步扭转，森林覆盖率达到45%；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到2020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水利工程体系基本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石漠化扩展势头得到根本遏制，森林覆盖率达到50%，环境质量良好；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六）空间布局。
按照“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黔中经济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黔北经济协作区，积极推动毕水兴（毕节、六盘水、兴义）能源资源富集区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三州”（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黔中经济区。建设以贵阳—安顺为核心，以遵义、毕节、都匀、凯里等城市为支撑的黔中经济区。推进贵阳—安顺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贵安新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资源深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黔北经济协作区。以遵义、铜仁为节点城市，以黔北、黔东北为腹地，积极构建连结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经济走廊。重点发展航天等装备制造、金属冶炼及深加工、化工、特色轻工、旅游等产业。推进武陵山地区经济协作和扶贫攻坚。
——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重点发展煤电煤化工、钢铁有色、汽车及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建设。
——“三州”等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及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跨越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磷煤化工、新型建材、民族医药和农林产品加工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区。
二、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支撑能力
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破交通瓶颈制约。
（七）推进铁路建设。加强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铁路大通道建设，提高运输能力，扩大路网覆盖面。加快干线铁路建设，打通与外部区域的快速通道，尽快开工建设成贵、渝黔铁路，与贵广、长昆铁路共同构成通往省外的快速大能力通道，加快实施南昆、黔桂、渝怀铁路扩能改造等工程，提高既有铁路通行能力。完善路网结构，规划建设隆昌至百色贵州段、织金至纳雍、昭通至黔江贵州段等铁路，规划研究毕节经水城至兴义、黔江经贵阳至河口、都匀经凯里至黔江、兴义至永州等铁路，逐步形成新的对外通道。继续实施铁路电气化改造，建设和改造贵阳、六盘水、毕节、安顺等一批铁路枢纽，形成布局完善、功能协调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八）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网贵州境内路段，推动银川至龙邦、都匀至西昌、毕节至兴义、成都至遵义等公路项目建设，打通连接周边地区的公路通道。完善省内干线公路网络，建设松桃经铜仁至黎平、赤水经正安至沿河、贵阳至瓮安、清镇至黔西、安康经南川至麻江、赤水经罗甸至百色等路段，力争相邻市（州）通高速公路。扩大国省道路网覆盖范围，加大国省干线改造力度，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县城通二级及以上标准公路。到2020年基本实现村村通油路。加快重点城镇、重点工矿区与高速公路的快速联络线和专用公路建设。推进重要节点客货站场和农村客运站场建设。
（九）促进民航和水运发展。推进贵阳龙洞堡西部地区重要枢纽机场建设，发展临空经济，适时建设三期扩建工程，新增和加密直达日韩、东南亚及国内大型枢纽机场的客货运航线航班。加快支线机场建设，改扩建铜仁等机场，建设遵义、黄平等机场，研究建设仁怀茅台机场，开展黔北、威宁、罗甸等机场前期工作。鼓励和引导航空公司开辟和增加航线，加大航班频次。支持航空公司在贵州设立基地，扩大机队规模。支持支线航班和支线机场运营。积极发展通用航空，适时试点开放低空空域。积极发展水路运输，规划研究打通西南地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水运通道，重点推进红水河龙滩、乌江构皮滩等水电枢纽通航设施建设，支持都柳江干流航电结合梯级开发，因地制宜发展库区航运特别是旅游客运。
（十）加强能源通道建设。加快实施500千伏独山至桂南电力外送新通道建设。完善省内500千伏主网架，加快建设毕节—大兴北部通道、兴仁—独山南部通道，形成覆盖全省的坚强电网。依托中缅天然气管道、中卫至贵阳天然气管道，建设支线管网，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支持建设成品油储备设施。
（十一）推动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发展，提高电话、互联网普及率，加快城市光纤宽带接入，力争行政村基本通宽带，已通电的20户以上自然村和重要交通沿线通信信号基本覆盖。加快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化城市建设和信息资源整合，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实施电子政务提升工程和“三农”信息服务工程。强化信息网络安全与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邮政普遍服务体系建设。
三、全面实施“三位一体”规划，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实施《贵州省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综合规划》（以下称“三位一体”综合规划）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消除工程性缺水和生态脆弱的瓶颈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二）加大水利建设力度。积极推进夹岩、黄家湾、五嘎冲、马岭等大型水库建设，开工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和引提水工程项目，到2020年全省工程供水能力达到159.4亿立方米。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以及灌区续建配套和灌排泵站改造工程。推进小水窖、小塘坝、小堰闸、小泵站、小渠道等“五小”微型水利工程建设。到2020年灌溉供水保证率达到75%，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15万亩，改善和恢复有效灌溉面积715万亩。加大中小河流治理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加强重点城镇防洪工程建设，完善防汛抗旱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统筹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加强岩溶地下水和地下暗河开发利用，建设一批应急水源工程，提高抗旱应急能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和水利工程设施管理，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在安排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时，加大对贵州水利建设投入力度，支持贵州如期完成“三位一体”综合规划提出的水利建设目标。
（十三）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长江珠江防护林、速生丰产林、水土保持等工程，加强水源地和湿地保护。增加造林和抚育任务。对生态位置重要的陡坡耕地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大草山草坡治理力度，扩大退牧还草重点县范围。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和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支持贵州开展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十四）突出抓好石漠化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大石漠化防治力度，提高单位面积治理补助标准，到2020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全面覆盖工程小区。坚持自然修复为主，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推进封山育林（草），加强林草植被保护和建设，开展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把石漠化治理与解决好农民长远生计结合起来，多种途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大力发展林下产业，加强山区特色经济林建设，支持因地制宜发展花椒、金银花、猕猴桃、火龙果、核桃等经济作物。抓紧研究论证生态搬迁工程。
（十五）加强环境保护。继续推进乌江、赤水河和南北盘江等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红枫湖、百花湖、万峰湖等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加强草海等湖泊环境保护和综合防治。推进城镇和产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危险废物处理以及锰汞等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强化重点行业污染控制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全面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与环境综合治理，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农村土壤环境保护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体系。
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转型升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十六）做大做强能源产业。加强煤炭资源勘查，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化开发，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重点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稳步推进矿业权整合，提高资源勘查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加强“西电东送”火电基地电源点建设，加快建设六枝、织金、安顺三期、清江等一批大型坑口电厂和路口电厂。合理布局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支持产业园区和城市发展热电联产机组，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大用户直供电。积极推动煤电联营。稳步推进乌江和南北盘江、红水河等重点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积极推进龙滩二期工程研究论证。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浅层地温能等新能源。2015年贵州电力装机达到5000万千瓦左右。加强天然气和石油勘查勘探力度，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综合利用。
（十七）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认真组织实施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加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力度。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煤电化等一体化资源深加工基地。加强磷矿资源整合，建设织金—息烽—开阳—瓮安—福泉磷煤化工产业带。积极推进铝、钛、钡、钒、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建设清镇—黔西—织金煤电铝、煤电化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积极推进贵阳城市钢厂搬迁和水城钢厂升级改造。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支持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在资源富集区推进煤炭深加工，建设毕节、六盘水煤制烯烃和贵阳乙二醇等项目。优化发展高载能行业。鼓励发展非金属精细化工，在安顺、铜仁建设全国精细碳酸钡生产和研发基地。积极发展氯碱化工和橡胶加工，扶持发展林化工。优化发展传统建材，积极开发生产新型节能环保建材。
（十八）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鼓励地方科研单位和军工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军工、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和科研机构资源共享，发展壮大军民结合产业，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航天装备、汽车及零部件、能矿产业装备和工程机械。巩固壮大精密数控装备和关键基础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业。培育发展冶金、风电、农业机械等特色装备。支持安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建设通用飞机、无人机、教练机等生产和试训基地，配套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依托贵阳、遵义国家级开发区加快发展航天产业。
（十九）积极发展特色轻工业。利用赤水河流域资源和技术优势，适度发展名优白酒，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声誉，推动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努力提高茶叶加工能力和水平，提升黔茶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大力发展中成药和民族药。做强做优特色食品工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知名品牌。
（二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材料、电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重点开发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电子功能材料产业发展，建设贵阳、遵义新材料产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软件、混合集成电路等产业，支持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关产业。在贵阳、遵义、安顺、黔南等地培育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产业，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和环保产业。建设光伏产品研发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二十一）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和支持国家大型科研单位、重点高校在贵州设立科研机构和成果转化中心，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加快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建设。支持贵阳、遵义建设创新型城市。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搭建企业孵化器、产业园区等促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合作平台，鼓励支持先进实用技术的应用、科技成果的宣传及普及，通过技术转移带动产业转移。
（二十二）切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全面落实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大力实施重点节能改造工程，支持高载能行业节能改造，新建和改建一批重点节能项目。在建筑领域积极推广节能墙体材料等节能产品和技术，实施建筑节能和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工程。大力推进粉煤灰、磷硫石膏、煤矸石、尾矿等工业废弃物资源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利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支持重点行业实施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城市矿产”、园区循环化改造等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继续推进贵阳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和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支持六盘水开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
（二十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建设贵州与周边地区物流大通道，规划建设贵阳区域性物流中心，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等物流节点城市，研究建设黄桶幺铺等一批现代物流园区。大力培育和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研究完善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办法。积极培育发展地方金融机构，鼓励股份制银行在贵州设立分支机构。支持组建贵州银行、茅台集团财务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联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贵州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积极发展证券、保险业。大力发展会展业，支持办好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加强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支持建设现代化的中药材批发市场和酒类交易市场。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支持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二十四）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依托贵州多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骨干企业，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着力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黄果树、荔波、梵净山、雷公山等精品景区，培育“爽爽贵阳”、“梵天净土”、“水墨金州”、“凉都六盘水”等一批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加强遵义、镇远、习水、青岩、西江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旅游资源富集城镇保护和建设。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施红色旅游二期建设方案，加强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重点的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蜡染、服饰、银饰、苗绣、漆器、紫袍玉带石雕等特色旅游商品。支持贵州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五、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新农村建设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完善功能的原则，推进城镇化进程，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引导产业向城镇和园区集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十五）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培育黔中城市群，打造一批节点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研究调整优化行政区划。把贵阳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会展中心。加强黔中城市群与六盘水、铜仁、兴义等城市的联系，促进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加快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等老工业基地改造，推进万山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赫章、务川、六枝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十六）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道路体系，增加路网密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符合条件的城市安全有序地建设轨道交通。提高区域间快速通达能力，统筹规划以贵阳为中心、连接重要节点城市的快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研究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城际轨道项目。加快给排水、供气、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管网改造力度。实施城市河流水污染防治工程，实现市政公共设施功能配套。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超过90%。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稳步实施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避险搬迁工程。
（二十七）有序发展产业园区。按照整体规划、严格管理、滚动发展、务求实效的原则，规范发展产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贵阳、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和引进一批就业容量大、技术含量高的企业。鼓励与东中部及周边地区共建产业园区，比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予以指导和服务。支持贵州依托重点工业园区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二十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镇道路、供水、生活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繁荣和发展县域经济，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支持发展城郊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积极发展小城镇，强化小城镇对周边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做好村庄规划，节约农村建设用地。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基层组织保障条件。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支持遵义、六盘水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二十九）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饮水、道路、供电、沼气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安排农村群众直接受益的中小型民生项目。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点做好高氟、微生物病害污染水防治，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推进村庄内道路硬化。加强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全面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沼气、生物质能等能源。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建设规模，实施农村水电增容改造。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适当提高中央补助标准，全面改善困难农户居住条件。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快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推动乡镇和农村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全面推广“富在农家、学在农家、美在农家、乐在农家”创建活动。
六、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走高产高效、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加工精细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三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加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人均基本口粮田不低于0.5亩。通过稳步提高单产，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30亿斤以上。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立足不同区域特色，巩固发展油菜、马铃薯等传统优势农产品，积极推进茶叶、干鲜果、中药材、酿酒高粱、油茶等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薏苡、苦荞、芸豆、芭蕉芋等小杂粮。实施山地高效立体农业工程，建设贵阳、遵义、毕节等山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铜仁、黔东南、黔南生态农业示范区、安顺山地农业机械示范区以及黔西南、六盘水喀斯特山区特色农业示范区。完善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在贵州北部地区建设粮、畜、茶生产基地，在南部地区建设面向珠三角地区的蔬菜、精品水果生产基地，在西北部地区建设草食畜牧业和马铃薯生产基地。稳定生猪生产。重点支持特色优势农产品良种繁育基地和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继续实施对种植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良种补贴，逐步扩大原种生产补贴规模。深入开展粮油作物高产创建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
（三十一）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重点培育和引进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若干具有当地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化经营成果。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等组织发展，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大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开发保护力度，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
（三十二）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加强贵州农业科研院所的基础能力建设，提高粮食经济作物和畜禽良种选育、丘陵山地适用农业机械技术研究和实用技术推广水平。健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机械推广和安全监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验检测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示范县建设。支持农村市场和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扶持农村物流企业发展，对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给予补助。支持贵阳花溪农产品、遵义虾子镇辣椒以及黔东南榕江、黔南独山和黔西南册亨蔬菜等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探索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的有效途径。
（三十三）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重点发展特色种养业、山地农业、设施农业和庭院经济，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和项目，带动农民就近就地转移就业。进一步加强农业职业技术院校建设，为农村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发挥劳务中介组织作用，扩大劳务输出。实施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大力支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探索农村集体和农户在当地资源开发项目中入股，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七、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推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为重点，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三十四）完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根据新时期扶贫开发总体要求，逐步形成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乡、贫困村为突破口，以贫困户为着力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布局。推进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快编制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扶贫开发上水平。进一步支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重点支持麻山、瑶山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规划，整合资金，继续实施整村推进。促进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积极推广参与式扶贫，让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扶贫项目。
（三十五）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贵州的投入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分配资金、安排项目时向贵州倾斜，扶贫相关试点优先安排在贵州实施。支持贵州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重点加强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扶贫攻坚会战。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每年选送一批贫困家庭学生赴发达地区、省内大城市接受免费职业教育。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鼓励社会帮扶、慈善捐助等，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新格局。
（三十六）支持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把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作为区域开发工作的重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三州”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编制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尽快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把“三州”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旅游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示范区。支持黔东南州实施凯里—麻江同城化发展，加强清水江、都柳江等流域综合治理，有序发展林浆纸一体化，建设西南林产业基地，率先开展自治州辖区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支持黔南州建设瓮安—福泉地区磷煤电一体化基地和中药材、茶叶种植基地，支持水族文化博物馆建设。支持黔西南州建设滇桂黔三省结合部商贸物流中心和西江上游经济区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加工基地。加大毛南族、仫佬族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力度。充分挖掘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培育和扶持苗岭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八音坐唱等民族文化品牌，建设民族文化展演中心。扶持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发展，支持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基地和区域性流通贸易交易市场建设。尊重少数民族生活居住习惯，规划建设一批民族特色村寨，加强木质房屋村寨防火设施建设。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修编，将符合条件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八、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十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新建、改扩建和利用闲置校舍改建一批幼儿园，到2015年力争所有城市社区和乡镇至少有1所公办幼儿园。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支持县镇薄弱学校扩容改造。继续办好村教学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分期分批开办“小餐桌”。鼓励偏远少数民族村寨小学开展“双语”教育。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中小学寄宿制，支持校舍建设，配齐配好必要的管理人员，到2015年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解决小学寄宿生住宿问题。积极稳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继续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国培计划”。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县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扩大普通高中培养能力。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示范性职业院校。支持贵州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强理工、民族医药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加大对贵州高等教育年度招生计划安排的倾斜和支持力度，支持增加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加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贵州高校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办学。增加部属师范大学在贵州免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贵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落实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政策，推动贵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三十八）大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专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力争到2020年千人口床位数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加强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力度，通过订单定向培养、转岗培训等途径培养一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开展“特岗医生计划”，力争实现每一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有两名以上特岗医生。加快建立农村医疗急救网络，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大重大传染病、地氟病等地方病防治力度，提高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加快推进省、市（州）两级中医（民族医）医院建设。以强化技术支撑为重点，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医疗机构。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努力降低生育水平。
（三十九）积极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建设市（州）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加快建设一批公共电子阅览室。全面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文化资源共享、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综合利用，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场所等设施建设。加强城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支持建设国家生态型多梯度高原运动训练示范基地和山地户外体育旅游休闲基地。积极开发民族传统竞技活动和特色体育赛事。
（四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和落实促进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场地安排等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自主创业。支持开发林场管护、道路协管、城镇公共服务管理等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培育和推介人力资源服务品牌，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劳务合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支持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就业见习基地和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关系调解和监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四十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做好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跨省区转移接续工作。巩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稳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均筹资标准和政府补助标准，逐步推进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建立健全城乡困难群体、残疾人和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失业、工伤保险等制度。加强社会福利和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孤儿保障制度，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建设。推进救灾应急能力建设。加强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展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加大城市棚户区、国有煤矿和工矿棚户区等改造力度。加强农村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周转房建设。
九、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不断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四十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调整政企之间、政资之间、政事之间、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减少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鼓励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联合重组，支持军地融合发展，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探索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方式方法。理顺煤电等产品价格关系，适时调整西电东送电价。完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编制毕节试验区深化改革试验方案和规划，拓宽改革试验内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十三）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完善黔川渝区域协作机制，深化与成渝经济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轻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推进渝黔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参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区规划建设，强化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促进滇黔桂粤西江流域航运、能源、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泛珠三角地区合作，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和领域，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东西合作示范基地。
（四十四）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地区等平台，积极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贵安新区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形成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重要的资源深加工基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在土地、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和国外优惠贷款。在有条件的市（州）设立海关，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加工贸易承接基地。拓展对外贸易市场，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支持国家级出口基地和输港澳鲜活产品出口基地建设。积极开展境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服务外包等，鼓励具备援外资格企业积极参与援外工程项目及其他经援项目竞标。
十、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投入力度
（四十五）财税政策。充分考虑贵州的支出成本差异，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在现有资金渠道内加大对交通、水利、教育等领域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适当提高部分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的税率标准。研究完善水电税收政策，进一步使当地分享开发成果。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其固定资产可实行加速折旧。适当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力度，促进贵州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四十六）投资政策。国家有关部门专项建设资金要提高对贵州公路、铁路、民航、水利、市政公用等建设项目的投资补助标准和资本金注入比例。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市地级配套，明确地方政府责任，强化项目监督检查。
（四十七）金融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贵州的信贷支持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对当地法人金融机构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扶贫贴息贷款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贵州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保险资金探索参与贵州交通、能源、水利、市政公用及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加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作。支持贵州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持发展创业投资，规范发展股权投资。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开放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四十八）产业政策。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放宽贵州具备资源优势、有市场需求的部分行业准入限制。对有条件在贵州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予以优先规划布局并优先审批核准。合理确定贵州节能减排指标。加大中央财政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支持力度。支持开展煤炭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积极指导贵州加快煤炭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和修编工作，合理布局和有序投放矿业权。对重点煤炭资源开发项目，使用中央地勘基金、省财政出资的煤炭勘查项目，国家规划明确的煤炭资源开发配套勘查项目，以及已设煤炭采矿权的资源枯竭大中型矿山企业周边和深部不宜单独设置采矿权的零星分散煤炭资源勘查项目，优先审批设置探矿权。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优先保障当地居民用气和在当地转化利用。
（四十九）土地政策。全面完成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在不突破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前提下，支持贵州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管控、动态评估与适时修改机制。在贵州开展国土规划编制试点。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等方面加大对贵州的倾斜支持力度。支持贵州健全并落实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支持创新土地利用方式。将贵州确定为全国开发未利用低丘缓坡实施工业和城镇建设试点地区，相关指标单列管理。支持探索通过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等级、折抵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途径。在毕节试验区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制度配套改革试点。
（五十）人才政策。支持贵州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健全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的激励机制。加大东部地区、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与贵州开展干部双向挂职、任职交流工作的力度。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贵州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国家“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西部之光”、“博士服务团”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人才和引智项目向贵州倾斜。实施“贵州专门人才培训工程”和“院士专家援黔行动计划”。支持建设遵义干部学院。逐步提高贵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动态调整机制，中央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五十一）对口支援政策。鼓励东部发达城市对口支援贵州欠发达地区，确定“一对一”结对关系和主要任务，制定对口支援实施方案，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创新对口支援方式，支持支援方和受援方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招商引资、企业合作和利益共享。完善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机制，实现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覆盖。发挥毕节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统一战线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活动，参与和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任务
（五十二）强化组织实施。贵州要发扬“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抓住机遇，励精图治，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认真落实各项任务。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与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沟通衔接，强化与有关省份和企业的互动合作，扎实推进本意见实施。鼓励积极探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涉及的重大政策、改革试点和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另行报批后实施。
（五十三）加强指导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和职能分工，结合制定相关专项规划，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建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与的协调机制，加强指导和综合协调。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五十四）推进对口支援。东部地区对口支援城市要建立相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对口支援具体措施，注重实效，创新形式，加大帮扶力度。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把本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与贵州的资源、劳动力、市场等优势结合起来，支持企业到贵州投资创业，鼓励人才相互交流，形成区域间协调互动、共同发展新局面。
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一思想，戮力同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国务院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