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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同生效中“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之思考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内容提要：在《合同法》的修改过程中，较为令人关注和较有争议之处，包括这么两个：一是合同效力类型之调整；一是关于欺诈和胁迫。⑴这两个问题均涉及到合同的效力问题。但上次对合同生效之判断标准，大家似乎都无甚疑义。此次学界在民法典草案起草中，对此也关注甚少。笔者对我国当前判断合同生效要件中的“意思表示真实”一项，略有不同之观点。值此民法典草案讨论之重要时刻，特此抛转引玉，以求教于同仁。
关键词：生效 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一致

由于新《合同法》对合同生效要件并未有任何规定，则依据一般法理，对于合同生效之判断仍应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也就是第55条的三项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法学界对此基本是持同一观点的。⑵在这三项要件中，笔者认为将意思表示真实更换为当事人达成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为宜。
要讲明其中缘由，先让我们弄清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真实与意思表示一致的含义。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将欲成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⑶它由三要素构成：即效力意思、表示意思和表示行为。效力意思，是意思表示人欲使其表示内容引起法律上效力的内在意思要素。而表示行为，是用以表达行为人内在意思的方式。通过表示行为表示于外部的意思即为表示意思。也就是，由表示行为将内在的要表达的效力意思变为外在的表示意思。当表意人的表示行为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的效力意思时，称为意思表示真实。⑷而意思表示一致，是指双方或多方的外在表示意思达成了合意。至于各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则在所不问。
那么，为什么将意思表示真实一项变更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或达成了合意呢？
一、意思表示真实作为生效要件易让人困惑，在实际上其功能已经被架空。
大家知道，《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当时对合同生效的标准，是与旧合同法的有关内容相配套、相一致的。旧合同法中，将意思表示不真实，危害较大而需要干预之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统统定性为无效。对于非恶意之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作为例外，单独定性为可变更或可撤消。因此，从逻辑上讲，除了两类例外，其它不真实被判为无效并无不当。这也符合立法将意思表示真实作为生效要件之预想。将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定为无效，自有当时之原因，此处无讨论之必要。需要关注的是，如今新《合同法》第50条第2款，已将上述三类无效情形变更为了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了。但与之相配套的意思表示真实标准，却并未有任何相应的变化。这样一来，如果现实中发生了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时，当事人或法院、仲裁机构势必要先依生效要件对此类行为进行判定，再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它规定作出处理，而不可能直接依其它规定处理。否则还要此生效要件何用？可麻烦产生了，因为其它规定写明是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大家会说，那自然应依新的特殊规定了。如果是这样，是否表明在对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意思表示不符类型的判定上，不再由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决断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上述三种不真实，在合同法及其它规定中已有较明确之表达，依其足矣！
那意思表示真实一项，如今之管辖内容还剩有哪些呢？笔者认为已经没有了，仅剩了个空架子。我们对照一下《民法通则》和新《合同法》有关无效与可变更或可撤销之相关规定可以明显看出，《民法通则》第58条中无效民事行为中“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之规定，如今已放在新《合同法》第54条第2款之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中了。其它明文规定的无效行为，以生效要件之其它两项规定可以管得了，根本无需意思表示真实插手。而主要设想由意思表示真实规范之三类表意严重不符的行为，可以说，已经与重大误解、显示公平同处于无效之例外规定了。这样一来，连本来最需要意思表示真实管辖之无效行为，都已放归当事人自主选择处理，成了例外，难道说还有什么不真实之意思表示需要由其来直接判断为无效的吗？重大的行为均已放开不直接干预，其它未列出之轻微不真实之行为却仍以意思表示不真实决断为无效，岂不显得难以理解吗？因此，在合同生效标准上应有所变动，免得引起体系上之不顺与适用上之误解。
二、合同可能经历的诸阶段来看，将其作为可变更或可撤销之审查标准似乎更为恰当。
笔者认为，合同可能经历之阶段，粗略来分，大致有四个：成立、生效、纠纷、效力变化。合同之成立，系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合意。成立与生效是略有不同的两个阶段。成立了，可能因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并不生效。而生效除了成立外，还要有其它因素，如当事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经批准、登记或符合当事人双方的约定等。成立制度表现当事人意志，体现的是自由原则；生效制度体现的是国家对合同关系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的是国家对合同关系的筛选和干预。合同的成立与否，由当事人自由决定，这一点异议不会很大。关键是生效制度中国家干预这一点。干预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干预，都是值得深思的。在此笔者认为，可将国家干预、评价之诸阶段均归为效力制度管，而将生效制度作为效力制度中之一部分，或将生效制度扩大到国家干预之全范围。因为，国家的干预活动并非仅及于生效一个阶段，而且及于此后之其它阶段。将之表述为效力制度似乎更易于接受。
如此认定的话，合同各阶段将由两个制度予以调整，一是成立制度，一是效力制度。在效力制度中又可包括对生效与否之认定和效力瑕疵之评价。其中绝对生效与否之认定，可基于生效要件（不包括意思表示真实）判断。这是基于法律政策上之考虑。因为，凡影响合同效力的均系可能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其无效，利于维护社会公利。至于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等可能存有瑕疵之合同，由于其一般损害的是私人利益，法律不便直接决断其无效，国家也不便直接干预。所以，此一阶段上不应该将意思表示真实放于生效要件中。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干预私人利益呢？当然是私人希望国家干预时最适宜了。由于欺诈、胁迫等均属于不自愿之意思表示，是否有欺诈和胁迫唯当事人自己知道。如果受欺诈或胁迫一方自己不主张，法庭或仲裁机构是无权主动介入和干涉的，也是难以干涉的。所以，即使国家想干预也难以达到其目的。因此，当当事人间产生纠纷，主动要求干预时，国家干预才有了基础，也才需要对意思表示真实与否进行认定，从而作出决断。此时适用意思表示真实才可谓“人尽其才”，恰到好处。换言之，除了绝对生效与否认定之外，其他诸种情形，如合同效力是否完全，如不完全，又达到了什么程度，是需要变更还是撤销，以及是否是效力待定之情形，能否再对效力予以追认等，均可由效力瑕疵评价制度予依认定。
其次，合同之上述各阶段并非必经，而是可能经历。从现实来看，生效合同中有无瑕疵合同（绝对有效）和有瑕疵合同（相对有效）之分。有瑕疵一般就认为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一类。此类合同当事人又分为两类，不主张合同有瑕疵和主张存有者。由于根据“准主张，谁举证”之原则，主张瑕疵之一方有举证证明之责任，所以结果又有两种，即有证据证明和无证据证明。最后，无论法院还是仲裁机构，只可能对有证据证明之类予以认定，并按当事人要求和法律规定，对合同作出变更或撤销之裁判。由此，从可能到结果确被认定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机率为1/8。如果仅针对此1/8之可能，而不顾7/8之不可能，将意思表示真实提前到生效阶段，而非安排在纠纷产生确需认定之阶段，将过分扩大其支配之时间范围，干扰本不需要其规范之诸多合同，徒增法律之成本，良费社会资源。
再次，像书面、盖章等只应是证据要件，而不应提升为生效要件一样，表意真实也只应作为可变更或可撤销之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因其并非生效所必需。而作为要件，对于国家来说是最迫切，最需要其介入之“入口”，否则不应定为要件。而法律在生效判断之时，不提意思表示真实与否，并不限制其在此后各阶段对真实意思与否之探寻。况且，将意思表示真实置于纠纷认定和解决阶段，也并不会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多少不利。
如果将意思表示真实作为可变更或可撤销之要件，不但避免了本文所述之各种不当，在法律设计上也似乎更好些。首先：从合同过程看，前后顺序连接，尊重意思自治之立法意图实现。意思表示一致作为成立要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其同时明确定为生效要件，体现前后阶段的承接及国家对当事人前一阶段自治行为的法律肯定，从法律上推定了双方意思表示的真实，即尊重当事人做出之表示而不主动探究、干预内容实质。至于实质的真实与否，国家让与当事人自主选择。如果当事人选择国家干预，则国家尊重其意思，在可变更或可撤销中来详细认定当事人之真实内心意图。如果不选择，则国家同样尊重，并使合同继续有效；其效，在新《合同法》可变更或可撤销内容编排上更加严谨。因为，涉及私利之主要几类意思表示不真实，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如今均已汇聚到了可变更或可撤销之内。而对这些行为之认定，无一不需要对当事人之真意进行确认。将表意不真实作为要件，既是对这些行为认定提出标准，指明方向，又可为此类行为，包括其它日后可能采纳或产生之情况，如不当影响，划定适用之阶段，介入之时间和程度。
通过以上说明，应当可以清楚一点，即不应依意思表示不真实来当然否定合同生效。真实与否影响的是已生效合同的效力，而非合同是否生效。因此种合同由于“天生”有瑕疵，必会影响到效力的完善程度。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如果当事人不予以提请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其并非不生效，而是不但生效，且与效力完全之合同并无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有瑕疵之合同因其瑕疵而存在一段时间后被变更或撤销之可能。这也可以从撤销之定义看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之合同归于消灭。”如果表意不真实一开始就影响了合同之生效，则又何必通过撤销来溯及消灭本来就不存在效力之合同 “效力”呢？
将意思表示真实替换为合意，有人可能会产生某种担忧，即成立与生效无法明确区分。因为，此时合意既是合同成立的要件又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其实，笔者在前文已略有说明。合意放入生效要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表明国家对先前私人行为的推定肯定，并可前后承接成立与生效。在通常情况下，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并没有明显的前后分隔，是同步完成的。对于此类情形，成立与生效仅是理论形态上的表现。对于其他成立与生效前后分离的情形，一般都有法律的明确要求或当事人的特殊要求，实际上不难区分。此外，生效要件除合意外，还有另外两项要求，只有三项都符合时，才能说合同生效。因此，成立与生效各自的特征还是不一样的。
三、比较各国之规定所得
欧美各国之法，从根源上讲，均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罗马法之影响。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将契约认定为“是由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预定”，并在文中提出了“契约有效要件”理论，即“当事人需具备意思能力和法律上的资格，需达成意思合意，合意需具备法律认许的形式”。⑸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对合意十分之重视。所以，将合意作为生效要件并非从来未有，而是早已有之。由于罗马法早期之鲜明特征——重形式而轻意思，所以，笔者认为当时之合意系双方外在表示上达成之一致，以此作为契约生效之要件。毕竟表示是客观易见的，而内在意思却难以把握。如此规定在当时应当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只不过由于其在此之外未再对当事人之真意有任何之认定，故多被认为重表示过于极端。
如今各国，较为普遍的对当事人之外在表示和内心真实意思均有认定，但仍少见有如我国之将意思表示真实直接地、不加区分地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意大利民法典》有关契约要件之1325条规定有四：1、当事人合意，2、原因，3、标的，4、形式。1418条[无效原因]条款明确对缺少1325条中各项列为无效原因。⑹其法典中已明确点明是合意，而非真实意思。虽说各国自有差别，但作为参考亦非不可。《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中，将“同意”作为契约有效成立根本要件之一。但其对同意分为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规定，条款多达14条。而其中未明确表示，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否则无效的。甚至连此种词语都未出现。而是在第1156条有关契约解释时，明确写明“探究契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将真意作为发生纠纷时的一项解释规则，而非生效规则。⑺同时，法国学者一般在表述有关理论时，将无效分为两种：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在相对无效之狭义相对无效（stricto sensu）中，包含有误解、欺诈、胁迫等。也就是，这些行为并不必然就使合同无效，虽然其明显违背真意，只有经当事人请求时，按规定才有可能导致无效或撤销（1117条）。⑻德国在合同生效要件方面未加直接规定，且不区分成立与生效。这些从其民法典中均有反映。但其对当事人合意十分注重维护。既使实际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但只要双方认为达成了合意，且可推定此合意针对之事项未确定并不影响整个合同之成立，仍认为有效。同时德国与法国有一相同点，也将意思表示作为解释规则，放于纠纷认定阶段。⑼
各国之不明确将意思表示真实作为合同成立或生效要件，并不是未发现如此规定之好处。相反，不可能不知道，在除了欺诈、胁迫等严重不真实等情况外，尚有许多其他不真实之可能。因为，效果意思与表示意思之间需要经过表示行为这一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应当一致（应然）与实际一致（实然）之间的差别。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表示行为能将效力意思表达到什么程度，是受到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的。如果不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考察，而是一刀切的定死，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反倒会破坏各种关系，自找麻烦。

作者：俞华权,浙江诸暨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2级民商法研究生 地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054信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430674
滕聿江,山东日照人 山东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邮编 276800
史明钊,山东莒县人,山东莒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邮编,276500
参考资料：
（1） 梁慧星，《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载于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九卷，第1028页。
（2） 崔建远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78页；刘文华著《新合同法实用问答》，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4－45页；顾昂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7－29页等均持此观点。
（3） 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转引自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九卷，第493页。
（4） 竺琳《民事欺诈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九卷，第418页。
（5） 刘守豹《意思表示瑕疵的比较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一卷，第63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8月版。
（6） 费安玲、丁玩翻译之《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7） 罗结珍翻译之《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8） 尹田主编《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97页
（9） 郑冲、贾红梅翻译之《的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版。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建设监理办法
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建设监理办法》经1995年4月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改革建设项目管理体制，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提高投资效益和建设管理水平，根据建设部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监理是指由依法成立的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咨询以及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投资、工期进行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实行自愿委托监理的原则，但本省范围内的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实施监理：
（一）国家和省的重点工程项目；
（二）政府投资的大中型工业和交通建设项目、大型民用建设项目；
（三）城市大中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四）成片住宅小区工程项目；
（五）利用国外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赠款、贷款的工程项目。
第四条 前条所述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报建时，需先委托监理单位，并持监理合同到有管辖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方可办理施工报建手续。
前条所述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有条件自行管理工程项目的，应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并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
第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建设监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监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工程建设监理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全省建设监理单位的资质审查和监理工程师资格的审核、注册、管理；
（三）按工程建设报建管理权限，负责对项目管理机构资格的审核；
（四）负责对建设监理业务进行监督，调处监理争议，查处重大监理事故和违法监理行为。
市、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市、县、自治县的建设监理工作。

第二章 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
第六条 建设监理单位（以下简称监理单位）是指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批，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核准登记，取得《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书》的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监理事务所或工程顾问公司。
第七条 新设立建设监理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单位名称、组织机构和住所；
（二）有符合监理资质等级的监理技术业务人员；
（三）具备与承担监理规模相适应的监理手段；
（四）具备相应的注册资金。
第八条 境外、省外监理单位进琼承担监理业务，应提供下列资料，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一）原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开业合法证书；
（二）监理技术能力和业绩资料；
（三）拟派遣的监理技术人员的授权书和主要资历材料；
（四）相应的注册资金。
境外监理单位还应提供担保银行的担保证明书。
第九条 监理单位的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资质等级条件和业务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监理单位应设立监理赔偿准备金，准备金金额不得少于相应资质等级注册资金的20％。赔偿准备金应存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不得挪作他用。赔偿准备金支付赔偿后，应按规定及时补充。赔偿准备金的支付方式及程序另行制定。

第三章 监理业务管理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监理分阶段实施，包括建设前期阶段、设计阶段、施工招标阶段、施工阶段和保修阶段的监理。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一个监理单位承担全部阶段的监理，也可以委托几个监理单位承担不同阶段的监理，但施工招标、施工、保修阶段的监理应委托一个监理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择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签订监理委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监理工程的名称、规模、技术要求；
（二）监理范围和内容；
（三）监理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四）建设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五）违约责任；
（六）监理单位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办法；
（七）仲裁约定；
（八）监理合同期限、监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第十三条 监理单位应根据合同规定的监理业务，派出监理工程师和现场监理人员。监理项目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总监理工程师应根据监理的权限，对工程建设的投资、工期和质量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
未经建设单位授权，总监理工程师无权变更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第十四条 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提前将监理内容、范围、监理负责人及所授予的权限，书面通知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应接受监理并提供方便，按要求提供完整的原始记录、检测记录等资料。
第十五条 在监理合同范围内，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有关工程方面的指令，应通过监理单位现场代表发布。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监理代表提出的工程有关问题应限期给予答复。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结算工程进度款，需经监理单位核定签字认可后方可办理支付手续。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有权对影响工程质量和使用功能以及不合理的设计图纸、施工方案提出变更意见，有权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设备和构配件提出退换，有权对危及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施工下达停工指令，有权要求撤换不符合工作要求的施工人员。
监理单位执行前款规定遭到拒绝时，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建设单位。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一）严格按照资质等级和监理范围承接监理任务；
（二）正确执行国家建设法律、法规，坚持监理的科学性、公正性、准确性；
（三）严格履行监理合同，独立承担监理业务，不得转让，不得从事超越监理合同规定权限的活动；
（四）不得与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和材料供应单位发生经营性隶属关系；
（五）监理单位的各级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不得承包经营施工和建材销售业务，也不得在政府机关、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和供应单位任职。
第十九条 监理工程师是指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的技术人员。

第四章 监理费用
第二十条 建设监理是有偿的综合性技术服务，监理费的收取，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协商确定或通过竞标确定。
工程建设监理费用列入工程概算。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提出合理化建议，被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所采用，由此降低工程造价或缩短工期提高经济效益的，建设单位应视合理化建议的技术难度、节约费用多少及缩短工期的情况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实施建设监理的工程，仍须接受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竣工质量等级核定，质量监督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对项目监理中作出错误的决策和指导而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赔偿的责任及方式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监理合同中约定。
监理单位对监理合同之外的事项和自身无过错行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处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
（一）未经批准而擅自开业的，责令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无非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涂改、转让、出卖监理资质证书或超越批准范围从事监理业务的，处以非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无非法所得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监理资质证书；
（三）监理单位徇私舞弊、渎职失职，严重损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利益的，除负责赔偿外，并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监理资质证书。
第二十五条 监理工程师违反本办法，工作严重失职，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依法行使对监理工作的监督管理职权，对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外商独资和利用国外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赠款、贷款的工程项目，监理费可以参照国外标准，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商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