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开展汽车配件从源头专项打假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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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开展汽车配件从源头专项打假行动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开展汽车配件从源头专项打假行动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质检函(2001)1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打假联合行动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总局决定7月上旬至8月底集中力量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汽车配件从源头专项打假联合行动。现通知如下：
一、查处对象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市、县局对交通干线沿线和城镇各汽车维修厂、点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打击维修环节使用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伪造、冒用名优企业厂名、厂址及质量标志汽车配件的违法活动。
2．据企业反映，在河北清河、霸州，江苏武进、丹阳，浙江玉环、坎门，广东广州，湖北十堰等地发现了一批生产假冒伪劣汽配的企业和窝点，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有的已经被执法部门查处过。具体情况请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一汽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联系，组织查处。
3．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要严厉查处进口假冒伪劣汽车部件和配件。凡发现制假源头在国内的，要积极联合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共同查处。
二、几点要求
1．深挖案源。一是要迅速召开企业座谈会，发动企业和行业协会举报制假售假案件线索，查找一批拼装车和假冒伪劣汽配的生产源头，作为这次联合行动的目标；二是按照“五不放过”的原则，对去年10月以来查办的非法拼装车案件和制售假冒伪劣汽车配件的案件深度挖掘，扩大案源；三是从查处维修厂、点入手，追溯制假源头。
2．联合行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与公安、监察、工商等部门密切联系，搞好打假联合行动。必要时报国家局进行督查督办。
3．及时报送信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应将查处的大案要案及重要的联合行动信息随时报告国家局，并于汽车配件专项打假联合行动结束后一周内将书面总结报国家局。
200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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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根因
殷 武*
（西北政法学院，西安，710063）
摘 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近些年来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一模式形成的根因予以分析。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哲学 产权基础
一、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理论，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社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决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实现；没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难发生，公司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取向永久存续的前提。
（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公司治理就是要协调各种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董事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之高效运转，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为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平与正义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内容。公平、正义作为法律价值是人类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护股东权平等原则，遵循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正义观念。公司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产出原则下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最终是使公司能正常运转，交易安全；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交易安全、公平正义、效率也就成为“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2、股权、经营权、监督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的产权现状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公司是投资者的工具[5]。投资者（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公司这个工具为其实现利益，因其投资行为而产生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责任。出资人将其财产投资公司后，即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丧失对其原财产所有权的对价，公司给予其股权，实现了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伴而生，又相互分离[6]，这一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是公司权力机关分立的前提和基础[7]。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经营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公司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股东不再参与经营而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司，由董事会管理公司并由其聘任经理具体经营，管理层形成，实现了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再次分离。现代公司运行是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实现各自主体利益的过程。在公司发展中，内部分散的各要素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终形成股东、管理层、员工三大“利益集团”。管理层职业化后，其实际经营公司甚至完成控制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8]”，原本最大权利者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与监督一步步开始弱化，最后只剩下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了，相比管理层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公司的运转情况与大量员工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员工没有决策权、经营权，只能投入自身的劳动，其利益一直处于股东、管理层控制之中，也处于劣势。股东、管理层也同样明白，没有员工的劳动，公司这台机器就永远无法运转；要想让公司这台机器运转良好，还必须努力关注和满足员工的利益；员工也处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主动参与公司的运转；只有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三者很好的结合，公司运转才能正常。实现盈利最初的体现是法人财产的增加，此时，股东尽管相比管理层而处劣势，但仍改变不了他是公司最终所有人的地位，为保证其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而与同样处于劣势的员工站在一起，共同行使对管理层从法人财产权而派生出来的监督权。这就形成了在法人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股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的分离。为了平衡利益，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享有最终决定权——即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享有经营管理权，并由其聘任经理主管经营事务，股东与员工共同组成监事会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股权、经营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离产权状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确立并行使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配制及约束结构，这是法律平衡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形成适应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三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模式.因此，以公司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离的产权关系是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三权分立—— 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3、“三权分立”学说的引入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构造机制，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它来源于“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的制度。这一原则以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学说为基础。他们当时提出这一学说，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取的政权后，把它订入宪法，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一般是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9]。三权分立，是国家机关的分权形式，经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说明它适应了资产阶级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其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公司作为独立主体的商事组织，也存在内部权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权问题，“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公司法面临一个宪法问题：将某种宪法意义的形式加于公司经济之上的问题”[10]；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成为必要。我国《公司法》吸收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创设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4、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实践基础。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对我国立法极具借鉴意义。由于各国法哲学、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及其他条件的不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而各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日本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察人组成。股东大会决定董事、监察人的人选。特点是经营阶层（董事会、经理）决策的独立性强，基本不受股东直接影响，但易致内部人控制，因此，设监察人制度以抗衡。
（2）美国模式:
该模式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高层经营人员（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执行机构、公共会计师三部分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11]。董事会主席不是法定代表人。特点是股权十分分散，一般股东与公司关系比较淡化；经理层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仍要受到股东强有力的制约。公共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对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进行审核、监督，是对管理层控制权的监督。
（3）德国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运营时，股东、董事会阶层和职工共同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标和战略；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有任免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方案等，监事会作用大；员工参与性强。特点是关注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三者都体现了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三种权力配置，只不过是权力配置的方式，分权的组织形式、侧重点及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而已。三种治理模式体现其保护的股东利益也不尽相同，在德国模式中对员工利益的保护比日本、美国模式更为强列。尽管我国公司治理起步晚，但起点高。上述三种模式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的利益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公司法》在借鉴上述三种模式经验基础上，也确立了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为了抗衡管理层的控制权，为关注股东及职工利益，由股东、职工共同组成监事会共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的监督权。三种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形成我国独特的现代公司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参考文献：
[1]江平、许冰梅，《论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7第4页。
[2]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2.3，第8—9页。
[3]、[7]梅慎实，前揭书，第234页、第203页。
[4]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8版，第1页。
[6]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6—127页。
林振通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被帮工人承担责任，帮工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承担连带责任。车主将车辆出借给他人后就失去对该车辆的实际控制，对该车在借用期间发生事故造成损害，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车主不应担赔损害承偿责任。
案号一审：（2009）浦民初字第531号二审：（2010）漳民终字第917号
【案情】
原告：李日光。
被告：李伟东、李洋春、林泰、泽、林艺彬。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
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系朋友关系。2009年1月22日晚，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等人在漳浦县绥安镇一起吃饭喝酒。饭后，原告李日光、被告林艺彬欲回沙西镇，便由被告林泰泽出面向被告李洋春借用闽E/38766号轿车。借车后，经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商量同意临时改变行车路线一起到漳州玩，林泰泽因喝酒不能驾驶车辆，便用手机联系他的朋友———被告李伟东，要求李伟东帮忙驾驶车辆，并将车驶到漳浦西湖公园E时代网吧门口，将车交给李伟东驾驶。当晚22时20分，被告李伟东驾驶该车载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从漳浦县绥安镇沿国道324线往漳州方向行驶至国道324线357KM+300M路段，因超速逆向行驶，遇交会方向来车采取措施不当，驶向路左碰撞路外海枣树，致车上原告李日光受伤，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察部门责任认定，李伟东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无责任。原告李日光受伤后经住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102528.82元，陪护水电费196元，康复用具费1600元。经聘请福建宗证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1．原告李日光为一处八级伤残，一处九级伤残；2．原告李日光的后续治疗费用为15000元。
另查明，原告李日光的女儿李琳，于2007年3月21日出生。闽E/38766轿车由被告李洋春于2008年7月4日向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等险种，赔偿限额为4座位×5万元／座位，保险期间自2008年7月5日0时起至2009年7月4日24时止。
原告李日光诉称，2009年1月22日22时，被告李伟东驾驶被告李洋春所有的闽E/38766号小轿车，载原告、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三人自绥安镇沿国道324线往漳州方向行驶，遇交会方向来车措施不当，驶向路左，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身体严重受伤。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系事故车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承保公司。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30566元。
被告李伟东辩称，本答辩人系按原告要求，无偿为其驾驶车辆，属帮工人。因此，本案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帮工人及其他责任人承担责任，本答辩人不负赔偿责任。
被告李洋春辩称，本答辩人将闽/38766号轿车无偿出借给被告林泰泽，本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身体受到损害与答辩人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泰泽辩称，本答辩人将车辆交给没有喝酒又有驾驶执照的被告李伟东驾驶，在本事故中没有过错，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艺彬辩称，当晚本答辩人上车后就睡着了，去漳州本答辩人也不知道，不同意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辩称，首先，被告李伟东不是车主李洋春允许的驾驶员，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本答辩人不负赔偿责任；其次，原告请求赔偿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偏高，被扶养人李琳不构成扶养条件，矫型肢具费用来源不合法，因此，涉及到相关的赔偿数额应当相应进行调整或剔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审判】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伟东受朋友被告林泰泽的委托，无偿为原告和被告林泰泽、林艺彬驾驶车辆，与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三人之间形成帮工关系，被告李伟东是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致人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的规定，被帮工人林泰泽、林艺彬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也系被帮工人，也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被告李伟东在帮工过程中造成事故的发生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系闽E/38766号车保险的承保公司，与被告李洋春建立保险合同关系，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限额5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赔偿后的余额由原告和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各承担赔偿1/3，被告李伟东对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洋春把车辆出借给林泰泽后就失去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林泰泽把车辆交给有驾驶资格执照的李伟东驾驶时发生事故，与李洋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李洋春对原告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李伟东、林泰泽、林艺彬、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赔偿有理，应予支持。但请求被告李洋春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提出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提出李伟东不是李洋春允许的驾驶员，没有赔偿义务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审理中原告自愿放弃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本案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医疗费、陪护水电费、康复用具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为人民币190754.28元。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解释》第13条、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应支付给原告李日光保险理赔款人民币5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二、被告林泰泽应赔偿原告李日光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40754.28元的1/3即人民币46918.0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三、被告林艺彬应赔偿原告李日光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40754.28元的1/3即人民币46918.0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四、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李伟东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二、三项确定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请求被告李洋春赔偿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日光达成和解协议，上诉人同意一次性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李日光经济损失人民币48000元。2010年11月23日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予撤回上诉，其他各方均按原判决执行。
【评析】
一、义务帮工致害的法律责任解读
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或服务的行为。义务帮工的法律特征有：⑴具有无偿性。即帮工人不向对方要求给付任何报酬。⑵帮工关系具有互助、临时、一次性消费等特点。⑶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帮工行为没有表示拒绝，是帮工人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者。⑷义务帮工是单务合同。根据《解释》第13条规定、一般情况而言，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基于帮工具有无偿性考虑。帮工人是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人，帮工人不收取报酬，是出于亲朋好友的情份来帮忙的，被帮工人是受益人，帮工活动的结果是被帮工人获得利益。因此，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责任。这主要是考虑被帮工人拒绝帮工在主观上没有过错。被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于支持。被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受益有限，不能要求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所有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二、出租、出借的车辆肇事后车主的责任承担
出租、出借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律体系是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原则来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根据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令第89号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现已废止）第三十一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25日批复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根据2000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4．根据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32号）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规定对于审理借用、租用机动车辆而发生交通事故确定民事赔偿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对此进行明确规定，统一了法律适用。但是该条款存在以下不足：没有对何谓车主的过错进行明确规定，不具有实际操作性；没有对因借用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死亡等情形，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能足额赔偿的情况下，如何向受害第三人进行救济提出有效的办法。
那么车主在什么情形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呢？具体有三种情形：一是车主作为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在出租、出借机动车辆时，只要尽了严格的审查义务，出租（借）给了具有驾驶证且具有一定驾驶机能的人，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就不应作为赔偿主体承担责任。租（借）车人实际控制、运行车辆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过错而发生交通事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租（借）车人是实际的侵权人，理应单独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当机动车辆存在安全运行瑕疵时，如：机动车主因疏忽大意在出租、出借车辆时未向租（借）车人履行告知义务，而作为租（借）车人也因疏忽大意而未向机动车所有人了解机动车存在的与安全行驶有关的瑕疵时，双方均存在过错行为，作为出租、出借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应与承租人、借用人作为共同赔偿主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是机动车辆所有人在出租、出借机动车辆时故意不告知或保证机动车无瑕疵，而发生交通事故，应由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单独赔偿主体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李洋春把车辆出借给林泰泽后就失去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林泰泽把车辆交给李伟东驾驶时发生事故，与李洋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李洋春对原告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案损失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本案损失的赔偿责任承担发生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被告李伟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理由是：被告李伟东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负有重大过错，已构成对原告李日光的侵权。但李伟东系无偿为李某日光、林泰泽、林艺彬共同帮忙驾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适当减轻李伟东的赔偿责任，由受益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承担部分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被告李伟东承担全部责任。理由是：被告李伟东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共同承担，被告李伟东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与李伟东之间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被告李伟东在从事义务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应由被帮工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承担赔偿责任。第四种观点认为，本案应由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各承担1/3的损失，被告李伟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理由如下：
1．由义务帮工人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赔偿责任，不利于培育协作互助、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义务帮工活动是无偿提供劳务的，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而被帮工人无偿使用他人劳动并获得利益，如果让义务帮工人对帮工活动中致被帮工人损害承担主要或全部赔偿责任，那么对帮工人是极不公平的，不利于助人为乐社会风气的培养和树立。即使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也只能由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在义务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被帮工人对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利于社会进步。如果让被帮工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对帮工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被帮工人的责任，而且会放纵帮工人实施侵权行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释》第13条规定帮工人有重大过错的亦应承担责任，体现了侵权法最基本的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约束帮工人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达到帮工活动的初衷和目的，使帮工人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义务，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3．在义务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被帮工人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侵犯社会公共财产、侵犯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是指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不法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因此，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因自己重大过错致被帮工人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义务帮工所发生的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其责任承担应与一般侵权有所不同，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
本案中，被告李伟东系义务帮工人，无偿为被帮工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作为一个整体）提供劳务，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是帮工行为共同的直接受益者，虽然，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李伟东有重大过失造成被帮工人李日光受害，但应依特殊侵权的归责原则来确定各自的责任承担。这样，才能鼓励助人为乐和互助协作，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根因
殷 武*
（西北政法学院，西安，710063）
摘 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近些年来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一模式形成的根因予以分析。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哲学 产权基础
一、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理论，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社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决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实现；没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难发生，公司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取向永久存续的前提。
（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公司治理就是要协调各种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董事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之高效运转，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为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平与正义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内容。公平、正义作为法律价值是人类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护股东权平等原则，遵循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正义观念。公司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产出原则下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最终是使公司能正常运转，交易安全；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交易安全、公平正义、效率也就成为“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2、股权、经营权、监督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的产权现状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公司是投资者的工具[5]。投资者（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公司这个工具为其实现利益，因其投资行为而产生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责任。出资人将其财产投资公司后，即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丧失对其原财产所有权的对价，公司给予其股权，实现了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伴而生，又相互分离[6]，这一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是公司权力机关分立的前提和基础[7]。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经营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公司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股东不再参与经营而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司，由董事会管理公司并由其聘任经理具体经营，管理层形成，实现了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再次分离。现代公司运行是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实现各自主体利益的过程。在公司发展中，内部分散的各要素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终形成股东、管理层、员工三大“利益集团”。管理层职业化后，其实际经营公司甚至完成控制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8]”，原本最大权利者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与监督一步步开始弱化，最后只剩下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了，相比管理层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公司的运转情况与大量员工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员工没有决策权、经营权，只能投入自身的劳动，其利益一直处于股东、管理层控制之中，也处于劣势。股东、管理层也同样明白，没有员工的劳动，公司这台机器就永远无法运转；要想让公司这台机器运转良好，还必须努力关注和满足员工的利益；员工也处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主动参与公司的运转；只有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三者很好的结合，公司运转才能正常。实现盈利最初的体现是法人财产的增加，此时，股东尽管相比管理层而处劣势，但仍改变不了他是公司最终所有人的地位，为保证其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而与同样处于劣势的员工站在一起，共同行使对管理层从法人财产权而派生出来的监督权。这就形成了在法人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股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的分离。为了平衡利益，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享有最终决定权——即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享有经营管理权，并由其聘任经理主管经营事务，股东与员工共同组成监事会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股权、经营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离产权状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确立并行使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配制及约束结构，这是法律平衡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形成适应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三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模式.因此，以公司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离的产权关系是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三权分立—— 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3、“三权分立”学说的引入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构造机制，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它来源于“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的制度。这一原则以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学说为基础。他们当时提出这一学说，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取的政权后，把它订入宪法，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一般是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9]。三权分立，是国家机关的分权形式，经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说明它适应了资产阶级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其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公司作为独立主体的商事组织，也存在内部权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权问题，“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公司法面临一个宪法问题：将某种宪法意义的形式加于公司经济之上的问题”[10]；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成为必要。我国《公司法》吸收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创设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4、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实践基础。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对我国立法极具借鉴意义。由于各国法哲学、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及其他条件的不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而各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日本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察人组成。股东大会决定董事、监察人的人选。特点是经营阶层（董事会、经理）决策的独立性强，基本不受股东直接影响，但易致内部人控制，因此，设监察人制度以抗衡。
（2）美国模式:
该模式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高层经营人员（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执行机构、公共会计师三部分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11]。董事会主席不是法定代表人。特点是股权十分分散，一般股东与公司关系比较淡化；经理层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仍要受到股东强有力的制约。公共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对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进行审核、监督，是对管理层控制权的监督。
（3）德国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运营时，股东、董事会阶层和职工共同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标和战略；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有任免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方案等，监事会作用大；员工参与性强。特点是关注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三者都体现了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三种权力配置，只不过是权力配置的方式，分权的组织形式、侧重点及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而已。三种治理模式体现其保护的股东利益也不尽相同，在德国模式中对员工利益的保护比日本、美国模式更为强列。尽管我国公司治理起步晚，但起点高。上述三种模式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的利益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公司法》在借鉴上述三种模式经验基础上，也确立了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为了抗衡管理层的控制权，为关注股东及职工利益，由股东、职工共同组成监事会共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的监督权。三种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形成我国独特的现代公司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参考文献：
[1]江平、许冰梅，《论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7第4页。
[2]梅慎实，《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2.3，第8—9页。
[3]、[7]梅慎实，前揭书，第234页、第203页。
[4]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8版，第1页。
[6]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6—127页。
林振通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被帮工人承担责任，帮工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承担连带责任。车主将车辆出借给他人后就失去对该车辆的实际控制，对该车在借用期间发生事故造成损害，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车主不应担赔损害承偿责任。
案号一审：（2009）浦民初字第531号二审：（2010）漳民终字第917号
【案情】
原告：李日光。
被告：李伟东、李洋春、林泰、泽、林艺彬。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
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系朋友关系。2009年1月22日晚，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等人在漳浦县绥安镇一起吃饭喝酒。饭后，原告李日光、被告林艺彬欲回沙西镇，便由被告林泰泽出面向被告李洋春借用闽E/38766号轿车。借车后，经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商量同意临时改变行车路线一起到漳州玩，林泰泽因喝酒不能驾驶车辆，便用手机联系他的朋友———被告李伟东，要求李伟东帮忙驾驶车辆，并将车驶到漳浦西湖公园E时代网吧门口，将车交给李伟东驾驶。当晚22时20分，被告李伟东驾驶该车载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从漳浦县绥安镇沿国道324线往漳州方向行驶至国道324线357KM+300M路段，因超速逆向行驶，遇交会方向来车采取措施不当，驶向路左碰撞路外海枣树，致车上原告李日光受伤，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察部门责任认定，李伟东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无责任。原告李日光受伤后经住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102528.82元，陪护水电费196元，康复用具费1600元。经聘请福建宗证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1．原告李日光为一处八级伤残，一处九级伤残；2．原告李日光的后续治疗费用为15000元。
另查明，原告李日光的女儿李琳，于2007年3月21日出生。闽E/38766轿车由被告李洋春于2008年7月4日向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等险种，赔偿限额为4座位×5万元／座位，保险期间自2008年7月5日0时起至2009年7月4日24时止。
原告李日光诉称，2009年1月22日22时，被告李伟东驾驶被告李洋春所有的闽E/38766号小轿车，载原告、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三人自绥安镇沿国道324线往漳州方向行驶，遇交会方向来车措施不当，驶向路左，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身体严重受伤。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系事故车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承保公司。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30566元。
被告李伟东辩称，本答辩人系按原告要求，无偿为其驾驶车辆，属帮工人。因此，本案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帮工人及其他责任人承担责任，本答辩人不负赔偿责任。
被告李洋春辩称，本答辩人将闽/38766号轿车无偿出借给被告林泰泽，本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身体受到损害与答辩人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泰泽辩称，本答辩人将车辆交给没有喝酒又有驾驶执照的被告李伟东驾驶，在本事故中没有过错，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艺彬辩称，当晚本答辩人上车后就睡着了，去漳州本答辩人也不知道，不同意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辩称，首先，被告李伟东不是车主李洋春允许的驾驶员，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本答辩人不负赔偿责任；其次，原告请求赔偿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偏高，被扶养人李琳不构成扶养条件，矫型肢具费用来源不合法，因此，涉及到相关的赔偿数额应当相应进行调整或剔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审判】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伟东受朋友被告林泰泽的委托，无偿为原告和被告林泰泽、林艺彬驾驶车辆，与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三人之间形成帮工关系，被告李伟东是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致人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的规定，被帮工人林泰泽、林艺彬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也系被帮工人，也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被告李伟东在帮工过程中造成事故的发生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系闽E/38766号车保险的承保公司，与被告李洋春建立保险合同关系，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限额5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赔偿后的余额由原告和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各承担赔偿1/3，被告李伟东对被告林泰泽、林艺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洋春把车辆出借给林泰泽后就失去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林泰泽把车辆交给有驾驶资格执照的李伟东驾驶时发生事故，与李洋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李洋春对原告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李伟东、林泰泽、林艺彬、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赔偿有理，应予支持。但请求被告李洋春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提出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提出李伟东不是李洋春允许的驾驶员，没有赔偿义务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审理中原告自愿放弃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本案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医疗费、陪护水电费、康复用具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为人民币190754.28元。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解释》第13条、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应支付给原告李日光保险理赔款人民币5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二、被告林泰泽应赔偿原告李日光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40754.28元的1/3即人民币46918.0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三、被告林艺彬应赔偿原告李日光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40754.28元的1/3即人民币46918.0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四、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李伟东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二、三项确定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请求被告李洋春赔偿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平安财保漳州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日光达成和解协议，上诉人同意一次性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李日光经济损失人民币48000元。2010年11月23日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予撤回上诉，其他各方均按原判决执行。
【评析】
一、义务帮工致害的法律责任解读
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义务帮工，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或服务的行为。义务帮工的法律特征有：⑴具有无偿性。即帮工人不向对方要求给付任何报酬。⑵帮工关系具有互助、临时、一次性消费等特点。⑶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帮工行为没有表示拒绝，是帮工人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者。⑷义务帮工是单务合同。根据《解释》第13条规定、一般情况而言，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基于帮工具有无偿性考虑。帮工人是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人，帮工人不收取报酬，是出于亲朋好友的情份来帮忙的，被帮工人是受益人，帮工活动的结果是被帮工人获得利益。因此，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责任。这主要是考虑被帮工人拒绝帮工在主观上没有过错。被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于支持。被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受益有限，不能要求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所有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二、出租、出借的车辆肇事后车主的责任承担
出租、出借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律体系是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原则来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根据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令第89号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现已废止）第三十一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25日批复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根据2000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4．根据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32号）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规定对于审理借用、租用机动车辆而发生交通事故确定民事赔偿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对此进行明确规定，统一了法律适用。但是该条款存在以下不足：没有对何谓车主的过错进行明确规定，不具有实际操作性；没有对因借用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死亡等情形，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能足额赔偿的情况下，如何向受害第三人进行救济提出有效的办法。
那么车主在什么情形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呢？具体有三种情形：一是车主作为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在出租、出借机动车辆时，只要尽了严格的审查义务，出租（借）给了具有驾驶证且具有一定驾驶机能的人，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就不应作为赔偿主体承担责任。租（借）车人实际控制、运行车辆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过错而发生交通事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租（借）车人是实际的侵权人，理应单独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当机动车辆存在安全运行瑕疵时，如：机动车主因疏忽大意在出租、出借车辆时未向租（借）车人履行告知义务，而作为租（借）车人也因疏忽大意而未向机动车所有人了解机动车存在的与安全行驶有关的瑕疵时，双方均存在过错行为，作为出租、出借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应与承租人、借用人作为共同赔偿主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是机动车辆所有人在出租、出借机动车辆时故意不告知或保证机动车无瑕疵，而发生交通事故，应由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单独赔偿主体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李洋春把车辆出借给林泰泽后就失去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林泰泽把车辆交给李伟东驾驶时发生事故，与李洋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李洋春对原告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案损失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本案损失的赔偿责任承担发生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被告李伟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理由是：被告李伟东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负有重大过错，已构成对原告李日光的侵权。但李伟东系无偿为李某日光、林泰泽、林艺彬共同帮忙驾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适当减轻李伟东的赔偿责任，由受益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承担部分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被告李伟东承担全部责任。理由是：被告李伟东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损失应由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共同承担，被告李伟东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与李伟东之间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被告李伟东在从事义务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应由被帮工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承担赔偿责任。第四种观点认为，本案应由原告李日光、被告林泰泽、林艺彬各承担1/3的损失，被告李伟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理由如下：
1．由义务帮工人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赔偿责任，不利于培育协作互助、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义务帮工活动是无偿提供劳务的，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而被帮工人无偿使用他人劳动并获得利益，如果让义务帮工人对帮工活动中致被帮工人损害承担主要或全部赔偿责任，那么对帮工人是极不公平的，不利于助人为乐社会风气的培养和树立。即使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也只能由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在义务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被帮工人对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利于社会进步。如果让被帮工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对帮工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被帮工人的责任，而且会放纵帮工人实施侵权行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释》第13条规定帮工人有重大过错的亦应承担责任，体现了侵权法最基本的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约束帮工人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达到帮工活动的初衷和目的，使帮工人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义务，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3．在义务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被帮工人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侵犯社会公共财产、侵犯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是指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不法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因此，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因自己重大过错致被帮工人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义务帮工所发生的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其责任承担应与一般侵权有所不同，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
本案中，被告李伟东系义务帮工人，无偿为被帮工人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作为一个整体）提供劳务，李日光、林泰泽、林艺彬三人是帮工行为共同的直接受益者，虽然，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李伟东有重大过失造成被帮工人李日光受害，但应依特殊侵权的归责原则来确定各自的责任承担。这样，才能鼓励助人为乐和互助协作，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