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省级歌舞厅乐队和歌手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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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法学界及司法界热议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以此为视角，从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第359条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和引诱幼女卖淫罪，第360条传播性病罪和嫖宿幼女罪等罪名的设立和联系进行法理分析，笔者认为，嫖宿幼女罪应予取消，并对刑法相关条款进行及时调整。

其一，从条款设立的关联性看，嫖宿幼女罪的设立不符合立法结构原理。一般来说，一部法典都是由编、章、节、条、款、项、目，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形式，并依据各自作用予以布设。编、章、节是对法条予以归类，形成法典的大体架构，如同人体骨架，而“条”则是肉体，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单位。款、项、目则是为了更好地将每一法条表述清楚。可见，编、章、节、条、款、项、目在一部法典中的关系是递进式地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以此审查第360条，第一款为传播性病罪——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二款则是嫖宿幼女罪——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嫖宿幼女与传播性病没有关联性，显然这两款设置在同一条中不符合立法结构原理。

其二，从侵犯的客体分析，嫖宿幼女罪法定刑偏轻。幼女在我国法律中以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为限。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实际上，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对性行为没有选择能力，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正是源于此认识，规定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是对幼女人身权利的侵害，均应当以强奸罪从重论处。与此相比较，嫖宿幼女罪所侵害客体与刑法第236条第2款具有同一性，即同为侵犯幼女的人身权利，事实上，我国刑法第236条已经涵盖了嫖宿幼女罪。立法将其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是考虑到嫖宿行为是违反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

嫖宿幼女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刑法第236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强奸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因而嫖宿幼女罪法定刑偏轻。

其三，从罪刑相适应原则考虑，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一些罪名刑罚过轻，不能发挥刑法的威慑力、预防功能，不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章节安排上也可略见一斑。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分类的依据是“以犯罪同类客体为主、以犯罪主体或惩罚犯罪的特殊需要为辅”。刑法第六章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其中，第八节为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卖淫是一种自愿性交易行为，《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妇女出卖肉体。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不符合我国传统民风民俗，与我国社会管理秩序相悖，为我国法律所禁止，把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符合立法原理。

引诱幼女卖淫行为既是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之一种，同时也是侵害幼女人身权利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依据刑法第236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奸淫幼女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依据刑法第359条第二款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据从一重罪处断原则。这一罪名放在第六章其实有欠妥当。

卖淫、嫖娼均属违反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而刑法打击的对象是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而并非卖淫妇女之卖淫行为。所谓强迫妇女卖淫，顾名思义，是运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妇女出卖肉体，显然是违背妇女性的自由权利。被强迫卖淫虽并非出于妇女自愿，但毕竟有性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侵害了我国社会管理秩序。显而易见，强迫妇女卖淫行为同时侵害了两个客体，即人身权利(妇女的性自由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这便是典型的想象竞合犯。我国对于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只能按照触犯的罪名中最重的那个罪名定罪量刑，也就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强迫妇女卖淫行为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期为五年并处罚金，强奸罪最低刑期为三年。而第358条组织卖淫罪的第一款“(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因其最高刑罚为死刑，与强奸罪刑罚一致，符合了罪刑相一致原则。

(作者单位: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检察院)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城市拆迁逐渐成为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新《条例》成为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处理城市拆迁纠纷新的主要法律依据。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旧《条例》”）正式废止。新《条例》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有关司法强拆的规定，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制”，将人民法院定位成房屋拆迁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机关。面对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交给人民法院的新任务，如何转变司法职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城镇拆迁问题，切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成为当前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对新《条例》进行了认真研读，结合多年行政审判工作实践，现试对新《条例》中有关司法强拆内容的理解与适用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借鉴。

　　一、法院作为审判及执行机关参与司法强拆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把拆迁行为纳入司法程序和轨道，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司法机关的参与对行政行为能否起到监督和规范的作用，是否会被行政决策和行政机关所左右，还应拭目以待。

　　首先，在基层政权中法院的政治地位的失衡，而可能造成司法强迁的不能。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法院在同级党委、政府眼中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随意向法院下达各种命令，从而使司法制衡流于形式，不敢对政府申请的拆迁行为进行认真的审查。

　　其次，司法的权威的不足，媒体和大众的过度关注，将可能使法院频繁地被推向围绕拆迁而展开的复杂、剧烈利益博弈的风口浪尖。

　　再次，法院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独立行使强迁的职能，不得不依靠行政力量，这就是不能造成新的事实上的行政强迁，法院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的工具，成为事实上行政强拆的助手。

　　二、新《条例》中司法强拆的现实意义

　　在旧《条例》中，虽然也规定了司法强迁的内容，但同时规定司法强迁与行政强迁是同等并行的关系。此次新《条例》中规定司法强拆成了解决当前拆迁类纠纷的唯一强制执行手段。虽然现阶段司法强拆困难重重，但就法治进程而言，也展现了大众对司法的一种期待，期盼着司法对行政的一种制约，将司法强拆作为保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来设计，这无疑是法治观念和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司法的参与或者说司法强制的独自享有，就是提升司法权威，努力使民众尊重法律的必要途径，寄托了法律人对法治的希望和期待，是民众取得法律共识的必要桥梁和纽带。

　　其次，司法强拆的过程，也是法律教育和司法普及的过程，通过严格执行司法强拆，使民众看到法律的力量和法律的约束力，使法律思想根植于民众的心中，进而使法治思想在民众心中发芽、成长、结果。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再次，在司法强拆中探询审查过程的创新机制。比如可引进听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实现对相关案件的事实性审查。这种“开放和包容式”的审查程序，引入民意的参与和理论讨论，将审查过程变作一个平台，实现“陪审团”的作用，使法治变成一种普及，使司法真正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总之，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

　　三、试行“裁执分离”机制的基本构想和法理依据

　　在司法强拆中必须正视基层政权组织中司法能力的不足，而导致司法强拆的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中指出，积极探索“裁执分离”模式，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与此同时，在《行政强制法》在审议过程中，删除了草案（四）第六十条“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内容。将于今年（2012年）施行的《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两种强制执行类型，这为“裁执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司法允许制度，确立政府申请，法院裁决，政府执行、法院监督的强制拆迁模式，以缓解司法压力。这种由司法下达许可令，由行政机关自己强迁的方法，起到了司法审查和约束的作用，又解决了司法强拆，人、财、物不实，无力执行的问题。把法院从直面当事人的强制拆迁的裁决者和执行者，变为审、执分离的单纯的中立的裁决者。笔者认为，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值得等待。不过，这种制度还需完善和巩固。在我国当前体制和司法大环境下，拆迁思维必须改变，特别是政府机构的思维必须改变。否则即使行政拆迁完全取消，也极有可能造成司法强拆被行政化的现实结果。

　　四、“裁执分离”模式的具体操作形式

　　“裁执分离”模式，符合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定位，是行政权、司法权的科学配置，是实施拆迁的有效举措，有利于保障拆迁户的权益，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但避免恶性拆迁事件的发生，不是简单实行“裁执分离”就能高枕无忧，需要在“裁执分离”模式下对相关理念、制度、措施进行构建与完善，才能根本上改变目前房屋强制拆迁的困境。因此，“裁执分离”必须以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严格审查为前提。

　　一是严格把握好公益拆迁与非公益拆迁的界限。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11年新《条例》第八条列举了属于公共利益的五种具体情形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应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征用和商业性开发的区别，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市场交易行为与公益征收相分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机制，把公益性拆迁按照“征收”的方式来规范运作；让非公益拆迁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运作。涉及公共利益的公益性拆迁，由政府机构出面处理；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就交由各类市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进行。防止商业性拆迁打着公共利益拆迁的招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如最高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所言，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

　　二是从严审查拆迁类行政案件。房屋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包括对房屋拆迁许可前置行政程序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以及对拆迁许可行为、房屋拆迁裁决行为、行政处罚行为、拆迁强制措施行为不服的诉讼和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诉讼。法院应当厘清不同情况的不同审查标准。对于强制拆迁行政案件，应从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拆迁行政程序、拆迁补偿安置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强化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强化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三是严格执行审查标准。法院要依法独立审查行政机关的强拆申请而且必须是实质性审查。如果只是在形似上走过场，法院就成了政府的拆迁办；严格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凡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对于被拆迁人、被拆迁关系人在补偿安置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搬迁，但行政复议和起诉期限尚未届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者拆迁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对于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超过申请期限，补偿安置不到位以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征收补偿决定明显违法的，法院也应当裁定不予准许执行。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四是严格控制先予执行。要严格掌握先予执行的法律条件，慎用先予执行措施。对民事案件中的先予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可能引起矛盾激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一般不予准许。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申请先予执行拆迁行为的，一般不予准许，但不及时申请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紧急通知》中规定，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予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先于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于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坚决防止出现被拆迁人官司打赢了，但房子已经被拆掉的尴尬局面。

　　五是在实施强拆时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就“裁执分离”进行试点。为了避免房屋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的发生，必须深挖案件发生的根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人文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涉及年老体弱、残疾无业、缺乏劳动能力或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等弱势群体，易引起被拆迁人房屋被拆后无家可归的现象或者暴力抗拒拆迁，影响社会的稳定。做好这类人的补偿安置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因此，政府应积极构建对特困群体的救助制度，解决它们的后顾之忧，利于社会和谐。与此同时，法院在审理房屋拆迁案件，应当注重程序的透明、公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适时邀请检察机关、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参与，这也向社会公众证明，通过公正司法解决拆迁中的矛盾，赢得群众的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还要积极立足于调解，切实加大协调解决力度，把调解工作贯彻审判、执行工作的始终，化解了诉讼矛盾的同时，力争为社会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总之，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发展大局，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司法机制解决拆迁纠纷的能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始终站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好拆迁纠纷案件，为国家建设、人民安定和社会和谐不懈努力，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实现阳光执法、文明、和谐拆迁。


　　（王玉刚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东海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