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舟山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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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水资源管理条例

（2011年8月24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1年9月30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中的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第四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区、县（市）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农业、林业、畜牧兽医水产、海事、水文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水资源管理，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域限制纳污制度。在确定城镇发展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时，应当充分考虑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水生态系统的改善。

第六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情教育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增强全民水资源保护意识，加强基层水资源管理队伍建设，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考核制度，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

第七条 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江河流域规划和上一级水资源区域规划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区、县（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专业规划由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求同级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他水资源专业规划按照有关规定编制。

第九条 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经批准后，应当严格执行。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的修改，应当按照原规划编制的程序报审批机关批准。

本市确定城镇发展规模、制定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布局时，应当符合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的要求，并与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以供定需。

第三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

第十条 市、区、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蓄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合理开发水资源，因地制宜新建、改建、扩建蓄水工程，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城乡供、蓄水能力。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新建、改建、扩建蓄水工程年度计划，并按照管理权限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集体土地或者承包土地上投资投工兴建小型水池、沟渠、塘坝、泵站等水工程设施。

农村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本村（居）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投资投工兴建小型水工程设施的活动进行组织、引导和协调。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成立农民用水合作协会等组织，并对与其相关的下列事项进行管理：

（一）蓄水工程、灌溉设施的改善和维护；

（二）蓄水、用水的管理；

（三）收取或者协助收取合作组织成员的涉水费用；

（四）涉水纠纷的调处；

（五）组织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区域调节、以丰补歉的原则，加强易旱区域雨水集流工程建设，提高易旱区域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建设小型雨水集流和蓄水设施，积极推广雨水集流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城市广场、公园等户外公共活动场所地面铺设，应当采用有利于雨水渗透的建筑材料，城市道路隔离带和绿地建设应当有利于涵蓄雨水。

第十三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洪水监测和预警体系建设，增加蓄洪空间，优化洪水调度，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第十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污水处理回用工程建设。在城市绿化、冲厕洗车、景观用水、建筑用水等领域应当优先利用再生水资源。

第十五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水量分配方案编制水量分配方案，建立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等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区、县（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后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六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配置及水系连通工程建设，优化全市水资源配置，解决易旱区域缺水问题，提高水资源调配水平和供水保障能力。

第十七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旱灾、洪灾、水污染等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发生紧急情况时，相关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水量调度预案，服从水量调度指令。

农村水资源紧缺时，必须首先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在此基础上，优先农业用水。

第十八条 对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但法律、法规规定不实行取水许可的情形除外。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据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取水计量设施，保证取水计量设施的正常运行，并按规定提供取水数据等有关资料。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取水设施监控和取水计量统计制度。

第十九条　对取水总量已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建设项目的新增取水；对取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限制审批建设项目的新增取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

（一）因水资源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取水、退水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生态与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

（四）取水量较大且不按有关规定实行节水改造的；

（五）出现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限制取水量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禁止单位或者个人取用地下水：

（一）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的；

（二）地下水已受到严重污染的；

（三）已经或者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

（五）地质水文状况不适宜取用地下水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开采矿藏或者建设地下工程应当对不同含水层进行水封隔。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水源枯竭或者地面塌陷的，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节水专项规划的要求，推广节水工艺和节水设备、产品，鼓励研究和应用节水技术，建立节水技术开发推广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在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时，应当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推广节水栽培技术，发展耐旱作物和品种。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灌溉的节水管理，组织修建节水灌溉工程设施，改造原有非节水灌溉工程设施，推广喷灌、滴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

第二十四条 按照统一监管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水资源配置，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推进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并利用价格杠杆等手段鼓励和促进节约用水。

本市城市居民用水逐步实行阶梯式水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二十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依据权限拟定江河、湖泊的水功能区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取水、入河湖排污口设置以及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项目建设等实施行政许可时，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

第二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水功能区边界设立明显标志，明确水质保护目标。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破坏、擅自挪动水功能区标志。

第二十八条 在水功能区从事工程建设以及养殖、旅游、水上运动等开发利用活动的，不得影响本水功能区及相邻水功能区的水域使用功能，不得降低水功能区水质标准。在暂未划定水功能区的水域进行开发利用活动的，不得影响相邻水域已划定水功能区的水域使用功能。

在水功能区从事旅游、水上运动等经营活动且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的，经营者应当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编制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测发现该水域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水域纳污能力或者水功能区水质不达标时，应当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湖排污口，并及时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放新的排污许可证，并应当限期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

第三十条 江河、湖泊、水库、塘坝、沟渠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损坏水质的行为：

（一）专业养殖场（户）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禽畜粪便；

（二）在滩地和岸坡堆放、存储、填埋各类废弃物；

（三）向水体倾倒废渣、动物尸体、各类垃圾等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

（四）使用炸药、毒药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方式捕杀水生动物；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一条　河道采砂应当与疏浚河道、保护水源相结合，同时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经许可擅自采砂或者超出许可限制采砂的；

（二）破坏河床、严重影响河势稳定的；

（三）损害堤防等水工程的；

（四）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砂石场，损害堤防或者河流水质的。

第三十二条 本市严格执行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提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的划定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除遵守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外，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投放粪便、饲料、化学肥料养殖水产品；

（二）设置禽畜养殖场；

（三）从事采矿以及可能对水源水质产生影响的取土、爆破等活动；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备用水源的规划、建设和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集中式饮用水工程应当配建应急备用水源取水设施。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应急预案，当饮用水水质发生重大变化，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或者供水水量严重不足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第三十四条　在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河道、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三十五条 河道整治、堤防工程建设应当遵循河流自然规律，注重河道洲滩保护和河流生态系统修复。

河流生态修复应当采取生态护岸、合理配置水生动植物、微生物等综合措施，改善河流水质，提高水体自然净化和修复能力。

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调整养殖结构和截污、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水生态修复、生态调水等综合措施，加强对水库、湖泊的管理和保护，确保水库、湖泊水环境和水生态改善。

严格控制利用水库、湖泊进行旅游、休闲、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建设，行政机关审批建设项目时，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经依法批准的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污水、垃圾等污染物、废弃物收集处理设施。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库、湖泊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塘坝、沟渠进行综合整治，通过清淤、补水、生态护岸和水土保持建设等措施，形成滨塘、滨渠绿化带，提高塘坝、沟渠水体自然净化和排水能力，改善生态环境。

塘坝、沟渠配套建筑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形成水生态景观。

第三十八条 禁止侵占、填埋、填堵河道、湖泊、水库。

城乡建设不得非法填堵沟渠和蓄水塘坝。城市建设确需填堵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管理权限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时应当采取工程或者非工程等有效替代措施，实现占补平衡，并依法给予补偿。农村建设确需填堵的，应当先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再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九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工程及设施保护，划定保护范围，明确权属关系，落实管理维护责任。

第四十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完善水资源保护监测评估体系。

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量、水质动态监测制度，组织同级水文机构对水功能区的水量、水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评价。在区、县（市）河流交界处设置监测断面，监测交界断面水质，建立出境、入境水质达标考核制度。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未严格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督促限期改正；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符合要求的，由行政监察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制定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的；

（二）未制定蓄水工程年度建设计划的；

（三）未编制水量分配方案的；

（四）未编制水功能区划的；

（五）未建立水量、水质动态监测制度的；

（六）其他不严格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影响的。

第四十二条 水务、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应当限制取水量而不予限制的；

（二）应当禁止或者限制取用地下水而不采取禁止、限制措施的；

（三）不按规定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编制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的；

（四）违规发放排污许可证或者审批新建、改建、扩大河道和湖泊排污口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不配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职责的；

（六）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破坏、擅自挪动水功能区标志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影响水功能区及相邻水功能区的水域使用功能的；或者导致水功能区水质标准降低的；或者在暂未划定水功能区的水域进行开发利用活动、影响相邻已划定的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开发利用活动、并采取补救措施。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至四项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二、三项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肇事这一马路杀手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急剧攀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一直以来，由于其极高的发生频率，在实践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争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在社会各界再度掀起讨论的热潮。本文针对刑法中交通肇事逃逸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文中首先阐述了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其次，讲述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后，介绍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交通肇事 逃逸 刑罚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与日俱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其如此频繁发生的原因，从主观上讲，一是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二是道德修养不高，缺乏职业道德。从客观上讲，一是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害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二是法律、法制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够；三是我国目前的交通管理尚存在一些问题；四是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打击缺乏力度。鉴于其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了交通罪，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交通肇事逃逸的刑事案件专门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和处理仍然存在争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仍然急需完善，因此,深刻认识和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危害性,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效遏制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发生,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交通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迫切要求。本文主要对交通肇事罪的逃逸的几个问题进行以下探讨。

2.交通肇事罪概述

2.1交通肇事罪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交通肇事罪规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2.2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其构成要件如下：
1.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是指具体从事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业务的人员以及同保障交通安全具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包括具体操纵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的安全管理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是指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一切人员。
　2.客体。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运输安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 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属于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4.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界定

3.1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学界曾一度颇有争议。有学者将其定义为：[1]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受害人或受损毁的财物未作必要的抢救或处理或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擅自逃离现场，使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颁布司法解释之前，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并无统一标准，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只有公安机关关于1996年颁布的对交通肇事的相关规定：驾车逃离现场或者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按照这种规定来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其优点是直观、简单，但是，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罪过形式是要求主客观相一致，可公安机关的规定只是强调了客观行为，没有注重考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果一味按照该规定执行，会造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从而导致错案的发生。我们可以假设如下这样的一个案例，被告人甲交通肇事将路人乙撞成重伤，肇事后乙在场的的朋友丙立即对其进行了救治，而甲害怕被乙朋友丁等人殴打就驾车逃跑，在逃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甲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主动投案。这种情况如果按照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乙驾车逃离现场，就属交通肇事逃逸，但这种认定方法没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意图并无逃逸的故意，显然这种认定方法是偏离立法本意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即指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有以下情形：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以下五种情形：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目前，针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判断依然是采用《解释》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仍有失偏颇。从解释的内容不难看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是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选择逃跑，《解释》把逃逸的目的完全界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而把救助被害人的事情放在一边，不加叙说。这就很可能让人理解成作为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想到的是防止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而不是去救助伤者，就存在颠倒立法本意之嫌。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处罚，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敦促肇事者及时救助受伤者，而非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支持这一论点的理由主要有：
①从肇事者逃逸的动机来看，现实生活中，肇事者逃避的追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逃避法律的追究，二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受伤者为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避的目的上，将逃避救助义务撇在一边，只强调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在立法技术上是不科学的。
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讲，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事情的主要矛盾。面对眼前躺着的身受重伤的受害者，肇事者是选择去救治伤者，还是选择先去自首不逃避法律的追究呢？答案很显然选择前者。因此，当肇事者逃跑时，他首先未履行的是救助伤者的义务，其次才是去投案自首的义务。
③从刑法的目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身负两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二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国家惩治犯罪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犯罪分子和其他人警醒，让大家知道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从而更好的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护人民。既是为了保护人民，就不能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太准确的。否则就很可能会出现以下荒唐的案例：一是肇事者肇事后并未离开现场，但是，肇事者就在现场站着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按照《解释》的规定，他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也就不会加重处罚，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跑，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危害已明显降低，但其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如若这样就会给后来者造成一种心理的极度不平衡，救后逃逸与不救逃逸都要加重处罚，倒不如不救，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含义应定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未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行为或尽管未逃离现场但不履行救助受害者义务的行为。只有上述情形出现，才应加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次，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否则不应认定为“逃逸”。再次，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并且肇事人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或者被害人没死但已经由他人救助了，就不能认定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另外，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没逃离现场，但也不同程度的负伤，没法去救助受重伤者，就不应认为其应加重处罚。
3.2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死亡，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肇事者的不作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2]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3]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4]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犯罪心理分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更加科学。因此，认定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来具体认定其是否属于独立的犯罪行为。
3.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及其逃避救助义务外，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此处的“逃逸”。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首先，认定逃逸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对肇事事故应是明知的。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使，主观上没有恶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驾驶行为。所谓的“逃逸”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对于这种驶离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责，无论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都是不适宜的。当然，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肇事者对于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具体的明知，只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对于肇事存在概然性、可能性的明知，就符合要求。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其次，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一般情况下，逃逸者不履行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的动机是重合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抢救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抢救义务但并不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前者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将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但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形，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应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后者的行为很可能使受害人蒙受更大的损失，故应按照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处理。《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把“逃逸”的动机仅仅归结为“为逃避法律追究”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如前文所述，它与立法本意相悖。实践中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在事故场受到被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怕殴打报复，暂时躲避，或者在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害怕家属殴打报复、而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属等由于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悲愤情绪而对肇事者实施殴打报复的情形，并不少见。[5]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临时躲避行为要与逃逸相区分，在事故现场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受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亲属等人的殴打而逃离现场说明肇事后现场就有人，而且按常理，在场的人肯定会及时抢救伤者，事后又主动归案的，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和责任认定，这种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害怕家属殴打报复，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肇事者已履行了抢救义务，又不逃避责任，亦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4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由于各国对其性质的观点不一，所以其处罚也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将这种逃逸行为单独定罪，如德国刑法典第142条规定交通肇事参与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完成下列行为之前离开肇事现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1)为有利于其他肇事参与人和受害人，应说明自己的身份、车辆情况，或该个人的行为与事故有关而应陈述已证实其身份、车辆和参与方式，未说明或陈述就离开的；(2)在没有认证之前，根据实际情况应等待相当时间，未等待就离开的。瑞士刑法典第128条规定：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监禁或罚金刑：(1)对其受伤害的人或直接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人不予救助，而根据当时情况行为人可以救助的。(2)阻止他人为此等救助或妨碍他人进行救助的。再如俄罗斯刑法典第265条（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罪）规定：“驾驶交通运输工具并违反交通运输工具道路行车或使用规则的人员，在发生本法典第264条规定的后果时，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从前述可见，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规定以交通肇事逃逸罪、不救助罪或保护者遗弃罪论处，然后与交通肇事罪进行数罪并罚。我国刑法没有将逃逸行为单独入罪，而是把这种逃逸行为当成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