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发《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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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池州市市长热线电话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池政〔2004〕7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池州市市长热线电话工作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设立市长热线电话是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打造为民政府的具体体现。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确保市长热线正常高效运转。
二、市政府确定各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为市长热线电话一级网络单位（名单附后）。各网络单位主要行政领导是本单位市长热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的市长热线工作。二级网络和三级网络由各县、区政府和市直部门负责组建。
三、各一级网络单位要设立专门电话，落实人员，制定值班制度，确保有具体机构、人员承办群众反映、投诉及市长热线办（市政府督办室）交办事宜。请各网络单位于12月20日前将本单位市长热线工作主管领导、承办人的办公电话、移动电话、住宅电话报市政府督办室。
附：1、市长热线电话一级网络单位名单；
2、市长热线电话一级网络单位工作职责。

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池州市市长热线电话工作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服务意识，听取群众对政府及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群众提供咨询解答服务，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及时掌握社情民意，拓展政府联系群众、联系基层的渠道，市政府决定，设立市长热线电话。为促进市长热线电话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规定。
一、工作机构
（一）市人民政府设立市长热线电话（号码为“12345”）。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是受市长委托，代表市政府处理人民群众通过市长热线电话，向市政府反映问题、投诉、举报、提出意见和建议等事项的工作机构。
（二）市长热线电话工作网络由三个层次组成。市政府有关部门，县、区政府为一级网络单位；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单位和县、区政府部门及其有关工作机构为二级网络单位；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站、所及有关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为三级网络单位。各网络单位应设立专门电话，有具体机构、人员承办反映、投诉及交办事宜。
（三）市长热线电话工作网络以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为龙头，以各网络单位为骨干，上下相通，协调联动。市政府为市长电话网络工作的决策指挥机关，市政府办公室为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管理机关，暂时由市政府督办室负责管理，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为网络的协调调度中枢；各网络单位为网络工作的责任保证和执行处置机构。各网络单位要加强办公现代化建设，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等设备，强化办公手段，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受理范围
（一）对我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投资环境、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对政府及部门工作的意见、建议，以及对政府公务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工作作风、法规法纪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三）对政府各部门工作职责、办事程序和政策规定的咨询、意见、建议；
（四）对直接影响群众生活的有关问题及突发事件的处理意见和建议；
（五）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属于需要政府方面解决的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等。
涉及党委、人大、政协、部队、法院、检察院以及群团组织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以及有关意见、批评和建议，及时转交有关机关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转交信访部门处理。
三、工作职责
（一）负责对群众来电的记录、答复、分类、转办、交办、协调、督查、反馈和归档工作；
（二）负责办理省政府热线电话交办的事项；
（三）负责人民建议的征集工作；
（四）负责对市长热线电话网络单位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五）负责对受理的电话进行综合分析，定期编发《市长热线电话》，为市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六）负责处理市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四、工作原则
（一）政府行为原则。各级领导要把市长热线电话工作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政府形象的一件大事来抓，各部门（单位）、县、区政府及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管委会等网络成员的热线电话工作必须由主要领导负责，对重大难点、热点问题，主要领导要亲自办理。
（二）群众第一原则。市长热线电话工作必须坚持群众第一、服务第一的原则，树立件件无小事的思想，始终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市政府督办室）转办或交办的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县、区政府及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管委会应按职责办理，不得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涉及两个以上地区、部门（单位）的问题，由市领导指定一个单位负责办理或由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牵头办理。
（四）务实高效原则。处理问题要严肃认真，尊重事实，注重效率。凡符合政策规定和有条件解决的，要及时处理，尽快解决；条件暂不具备或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早日解决；超越政策规定或不合理的要求，要说服疏导，讲明道理，取得群众理解和谅解。
五、工作程序
（一）受理。接听电话时应认真、准确地记录来话人姓名、单位或住址、联系电话、来话时间和内容，并进行登记。
（二）办理。根据受话内容和性质，办理形式分为：
1、直办，对咨询和紧急求助，直接通过电话办理；
2、转办，对一般性求助，迅速转交有关责任部门（单位）办理；
3、呈办，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跨地区、跨部门，影响面宽、难度较大的求助，立即呈报有关领导，按领导批示办理；
4、查办，对电话反映的跨地区、跨部门，影响面宽，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及需要核实的投诉，应组织调查，并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办理。
（三）反馈。承办部门（单位）应按办理期限，将办理结果反馈给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市政府督办室）和反映人。未能办理的，要说明理由。对重大、紧急事项的办理要及时反馈。
（四）归档。归档范围包括：群众来电办理情况的登记本、转办单、领导批示、反馈件、综合分析情况报告、计划、总结、简报、专报，以及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
六、工作制度
（一）值班制度。市长热线电话开通时间暂定为每天8:00—21:00，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和建设、公安、供电等部门及各县、区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管委会等部分一级网络单位实行值班制度。值班人员要准时上岗，做到文明、热情、诚恳、耐心，记录清楚详细，解答恰当。
（二）责任制度。各网络单位要建立内部工作责任制，明确主管领导、承办人员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反馈制度。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交办的事项，承办部门（单位）须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书面交办的事项须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
（四）通报制度。各网络单位每月要对工作情况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向分管负责同志汇报。市政府督办室每月通报一次市长电话办理情况。
（五）报告制度。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通过定期的《每周热线动态》及时反映重要的信息和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通过每月一期的《热线电话工作简报》将群众反映问题的数量、内容及办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纳，向有关领导报告。各网络单位每半年要向市政府书面报告一次工作情况。
（六）例会制度。市长热线电话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听取市长热线电话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要时扩大到网络单位。市长热线网络成员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总结分析情况、部署安排工作。
（七）舆论监督制度。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要与各新闻单位建立工作联系制度，网络单位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开辟专栏、跟踪报道等形式进行深入宣传，密切配合市长热线电话网络单位开展工作。
七、工作队伍
（一）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及网络单位工作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热爱市长热线电话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基本行政法律规范，熟悉政府或部门（单位）的主要业务工作；
3、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二）各网络单位要在政治、工作、生活上关心工作人员，为做好市长热线电话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八、考核奖惩
（一）市长热线电话工作作为市政府对市政府各部门，县、区政府目标管理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目标管理。各网络单位应将此项工作列入本县、区、本部门的重要工作目标。
（二）市政府对网络单位工作采取平时考核、年终总评的办法。由市政府督办室会同市监察局在每年12月份对网络单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并计入政风评议和市政府目标管理考核成绩。具体考核与表彰办法由市政府督办室会同市人事局研究制定。
（三）对接到一般事项3次或紧急事项的交办电话未办理的 ，或因工作失误造成群众意见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市政府根据不同情况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单位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
市长热线电话一级网络单位名单

贵池区政府　　　东至县政府 青阳县政府
石台县政府 　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 开发区管委会
市发改委　　　　市经贸委　　　　　市劳动保障局　　　
市公安局　　　　市监察局　　　　　市司法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
市教育局　　　　市文化局　　　　　市卫生局
市人事局　　　　市计生委　　　　　市农委
市林业局　　　　市水务局　　　　　市宗教局
市建委　　　　　市国土资源局　　　市外经贸局
市交通局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市工商局　　　　市质监局　　　　　市气象局
市粮食局　　　　市旅游局　　　　　市环保局
市物价局　　　　市广电局　　　　　市科技局
市统计局　　　　市外事办　　　　　
市供销社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 市港口管理局　　 市烟草专卖局
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分行　　　　　　　　中国银监局池州分局
池州供电公司　　市邮政局　　　　　池州电信分公司
池州移动分公司 池州联通分公司　 市行政服务中心　

附2：
市长热线电话一级网络单位工作职责

市长热线电话一级工作网络以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为网络协调调度中枢，以一级网络单位为主要承办机构。其主要职责为：
一、实行内部工作责任制，明确主管领导、承办人员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网络单位主要行政领导是本单位市长热线电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二、规范值班制度，工作时间须有专人值班，非工作时间建设、公安、供电等部门及各县区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管委会等一级网络单位要实行值班制度，其他网络单位须确保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能与承办工作人员和主管领导联系畅通，以便处理紧急事务。
三、受理群众咨询、求助和对本部门（单位）批评、意见及建议。
四、负责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交办事项的办理、反馈工作。电话交办的事项应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书面交办的事项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紧急的，须立即承办。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办结的，须及时报告，说明原因。
五、配合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做好影响面大，具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查办工作。
六、配合主要承办单位做好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事项的办理工作。
七、牵头负责组建市长热线电话二级网络，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和考核。并指导、督促二级网络单位组建三级网络。
八、负责处理市长热线电话办公室交办的有关其它事项。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