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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改革中制度建设的一些法律思考
——从一件“民事公诉”案件谈起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件有争议的“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开始，对“民事公诉”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界定。从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司法的独立公正、司法的统一、权力的监督制约五个方面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质疑，并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到了改革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样改）和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最后结合本案从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制度完善、程序正义、改革路径、权力制约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作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民事公诉 司法改革 制度建设

一 、一件“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①
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1997年至1998年，湖南娄底维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亚公司”）分批从巴陵公司下属的单位购买环氧树脂，货款总额为30余万元，在支付近10万元后，维亚公司认为产品缺斤少两，遂去函要求答复和解决，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维亚公司便没有支付余下货款。
1999年10月、12月，在巴陵公司催促下，维亚公司两次共付款3万元。此后，巴陵公司没有继续催交，维亚公司也没有自动返还。
到2003年5月，巴陵公司中断债权主张近3年半，已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2003年5月28日，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人员在云溪区检察院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娄底，向维亚公司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
诉讼标的正是这笔欠款。出人意料的是，起诉书的原告并非巴陵公司，而是“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检察院”，甚至起诉书上连“原告”的字眼都未出现，而代之以“起诉机关”。
起诉书称，巴陵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未能积极追讨被告则有意不还，无理拖欠，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我院为避免国有资产不受侵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国有资产237250元及逾期利息”。
此前，云溪法院冻结了维亚公司的两个基本账户和银行存款，维亚公司同外界资金往来立即捉襟见肘，经营大受影响。同时，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将维亚公司6000元存款扣划至法院。云溪检察院则多次要求查阅维亚公司帐本，遭拒后办案人员多次施压，说检察院及时原告也是法律监督机关，维亚公司作为被告必须配合等等。
经过一番周折，7月1日，这起案件在云溪法院开庭审理。截至笔者写此文时，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为对此案做出判决。
二 、“民事公诉”的界定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没有民事公诉制度。了解民事公诉制度需首先知道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同样也没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根据西方几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我国学者们的研究，笔者眼中的民事公诉及相关制度基于以下描述：
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一部分，公益诉讼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中国公益诉讼的满目疮痍，另一方面通过公益诉讼来保护社会利益已成为发达法治国家的显著动向②，再加上中国现实中面临的种种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况层出不穷，更需要我们尽快研究，建立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等。在古罗马时期，公益诉讼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不足相联系的，由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授权市民起诉违法行为。
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活动的制度③。按照现代诉讼分类，公益诉讼应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上刑事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刑事公诉活动，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公诉活动，世界各国皆有，不必赘述。而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与前文所提民事公诉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所区别的。民事公诉特指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由此才被称为“公诉”，实质仍然属于民事诉讼，亦非双关。
由以上分析，我国法律制度中欠缺的是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普通公民、组织都会因原告不适格而无法提起诉讼。公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就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保障，而只能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如果行政机关置之不理，司法机关也不能管，违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会大肆横行。
多年来学者们有关公益诉讼的讨论中，除部分是民事公益诉讼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如“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金喜奎状告杭州市规划局案”等（当然皆因“缺乏法律依据”寡淡落幕或因“无权代表”不予受理终结）。也不乏民事公益诉讼的，如“砸大奔”、“三菱车事件”以及各地检察机关的试探性诉讼等。当然本文中“公益”一词更多的还是指国家利益，其实“公益”的涵盖面远较国家利益宽广，不仅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有防止环境污染、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其他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未能成行，但屡有一试身手者，都因现代社会中，公权力的行使有时很易对社会公共性造成损害，该制度在日美等国家发育最为成熟，概念界定也比较清晰，其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既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起诉讼，也是对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力的司法保护，也是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④。
近年来，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频频出现于报刊、学者著述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除了会与原有体制相冲突外，也暴露出现行各种制度的缺陷、不完善之处。各类公司违规行为、垄断行为、证券违规操作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一些广告行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行为、破坏生态平衡行为、公害行为等），在无人起诉或行政部门分而治之或无人有诉权（诉权概念较混乱，但普遍指当事人适格和有诉的利益两方面）的情况下，就处于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状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制度的讨论应然而生。
部分学者在提到民事公诉时使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不易引起歧义的用语（如江伟、段厚省在“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一文，廖中洪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一文等）,而长期致力于这一制度研究的杨立新教授是将民事公诉与行政诉讼合并定义（见《民事行政检察教程》313页）的，本文参考学者们的研究将民事公诉界定如下：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规定权限范围内，以公诉人身份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断的民事诉讼活动。其中包含三层含义；（1）起诉机关是检察机关，（2）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由法律严格界定，（3）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公诉人。
三、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质疑
一项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并不等同于该制度由此就可堂而皇之地在实践中运行。前边三性的存在能够说明的是该制度的应然存在，它有应该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以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事实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民事公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极力赞同设立此项制度的杨立新教授也没办法不承认⑤。现在法律没有明确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服从法律而不能冒然行之。在大谈特谈法治、宪政的今天，对国家机关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否则即是违法。笔者是否是严格规则主义者无关紧要，关键是在法律面前我们的态度是维护还是破坏。
第一个质疑便是“民事公诉”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司法制度的改革属于上层建筑本身对经济基础变化的自然回应，由不得不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大系统中有小系统，环环相扣，简而言之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么改？改什么是指对象，而怎样改中又包含两个方面：目标和途径；由此改革也是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这里对象当然是司法制度，近年来学者们对司法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作了许多有益和必要的探索。在合法性上，强调的是途径问题，由诉讼制度改革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宪政和法治问题。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制度的改革，一直到引发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不能指望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尽管一直在缓慢努力着)，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也更不能抛开大的体制问题在低层次的制度上恣意妄为，那样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更有我们的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思想基础。没有法律规定而进行的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不正让我们陷入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窘况（从政治策略和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法律问题，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原则对其行动的限制）了吗？⑥
第二个质疑是有关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此乃共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的前身是以契约自由、私法自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平等（平权）、自由自治（当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它反对集权计划，从根本上最大可能的限制了政府权力。没有普遍的主体品格、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就不可能有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对政府责任的追究，因而也就没有法治。平等主体间的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为（当然不排除国家宏观调控），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交往发生违法违约时，当事人就可能选择司法作为救济途径。“无救济便无权利”，司法也是确保市场主体能够诚实守信为市场行为的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拥有强大公权力的一方，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是否会造成诉讼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公权力随意介入（因为没有法律规定）私法领域，本身便会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处分产生极大的制约，直至于干涉。例如，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何以得到保障？相对方何以相信交易方（指国有企业）的处分权呢？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呢？何以保证不发生强制拆迁呢？使非公有制实体处于终日惶惶而不能安然的不确定恐惧之中，何谈市场主体的平等、市场交易的自愿呢？这本身就对民事实体法借以生存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极大动摇。
第三个质疑是司法的独立、公正。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人民法院必须受理开庭审理，还是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驳回起诉呢？法律没有规定。按刑事诉讼法类推，只能受理（刑诉中最多退回补充侦查或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而在检察机关的强大法律监督权面前，审理中的惶恐于与惴惴之情可想而知。在没有法律依据之下受理、审判、裁决，更会使不确定状态加剧，如何裁决？自由心证吗？在一个成文法传统又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国家内，如何使公民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得出检察机关与法院联手追债的结论恐不为过，而且也不符合司法权被动性的特征（在民事诉讼中尤显重要）。
第四个质疑是司法的统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出发点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点、前提是主观认识范畴，它不同于属于客观范畴的结果。即便将出发点等同于追求实质正义，但是离开程序正义，奢谈实质正义势必损害其他实质正义（剥夺了并不代表国家的普通公民、组织的部分实质正义）。我们同样要追求的也有程序公正，公正的程序制度又必须以公正的立制原则为前提，法院各自探索“民事公诉”的程序规则难以确保该业已实施的程序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保障司法统一⑦，更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之一（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的讽刺。
第五个质疑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尤其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尚未确立，相关权限范围、配套监督制度当然未能成形。如何保障其不沦落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不随意干预私权利，不破坏市场经济平等交易原则，不随意干预正常的经济纠纷案件，不滥用职权便无从谈起。我们一味追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实体正义而忽略了制度建设是不当的，也是非理性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表现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
四，结合案情，对制度建设的法律思考
正如有了宪法不等于有了宪政一样，有了制度不等于制度的有效实施，制度中任一环节的缺失、不能运转，便会对制度本身造成破坏,甚至毁灭制度。一辆汽车，喷漆的脱落可以通过修补完成，可方向盘不起作用、刹车失灵便会导致其横冲直撞无法控制，而发动机故障便会最终导致汽车失去其应有作用。制度建设同样如此，一定要在合理充分论证上科学决策，做到于法有据，否则就如第三部分所述弊端重重。当然没有绝对完备的制度，那是一个制度完善的问题，而不是建设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是法治。
一、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本案中检察机关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着实实践了一把“民事公诉”。司法机关自发进行改革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法制不甚健全的国度，任何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都容易转化为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动力。但是动机的善意性并不能取代手段的合法性，司法机关以非法的方式推行司法改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但无助于法律的完善，反而会贬损法制的权威，动摇法治的基础。⑧实际上，我国司法机关敢于在实践中大胆进行“非法”的司法改革，正反映出我国法制现代化改革迟迟难以取得进展的致命症结——法制的无权威性和非至上性。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并不等于说制度建设可以拿牺牲法律权威性为代价。苏格拉底没有选择越狱，而以死亡来捍卫法治的核心精义，不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对抗不公正审判，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要求。否则人人都回忆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几句话将其倡导的形式正义观尽显无遗。
二、制度建设与完善制度。制度建设都会有公权力的参与，一定程度上要赋予一定的公权力或取消一部分公权力。“民事公诉”是一种授权，以“社会契约论”的认识是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某一国家机关行使，而权力向来是以无限扩张为其特性的，公权力的消长直接影响私权利的长消，为防止其侵犯私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就需要首先建立起来，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都可以归于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什么时候法律将权力驯服如羔羊，什么时候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民事公诉”是对检察机关的授权。如何行使、如何制约、如何防止其滥用权力，我们都没还没有配套制度（至少还没有针对性制度）。作为兼有法律监督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公权力机关，在相对较弱的对方当事人面前放下自己的官架子，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我们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是有许多机关负有责任而且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未能有效避免资产流失，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欠缺保护制度，欠缺的是我们未能有效实施原有制度，是我们的公权力机关（相应负有责任的机关）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已（或者说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找出原有制度未能有效实施的症结，恐怕比建立一项新制度更为紧迫。否则，建立再多的制度也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
三、制度建设与程序正义。公允地说，改革至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都是在冲破某些宪法规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传统型权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习惯于从政治策略或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一切法律问题，因而会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规则对其行动构成的限制。不可否认，在实质正义的追求上，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和国家法制文明状况。关键还是途径问题以及对程序（或者称为形式、手段）价值的认识问题，如前面第三部分笔者对改革问题的简单分类中所提到的（见前文）。
程序的价值到底在于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权保障（有关程序价值的著述颇丰，法理学界、诉讼法学界都有详尽论述）。舍弃程序便是舍弃人权保障，为了追求人权而牺牲人权，这样的矛盾语句恰恰反映的是非理性与人治观念。长期以来，我们忽略路径、程序的价值，仅仅把它作为实现实质正义的工具的观念，是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观念障碍之一。我们盼望着制度的一步到位，可是观念的滞后性导致再好的制度也容易走形变样，制度建设要引领人们的观念建设。制度屡屡突破法律，观念便屡屡突破法律。法律权威不存，制度权威何在？“非法”提诉则已，再加不受时效所羁，突破诉讼时效所限，“民事公诉”权使国有资产保护的相关机关变为“权力上的睡眠者”也未尝不可能。法定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缥缈的“民事公诉”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
四、制度建设与改革路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除旧布新、废旧立新，基本上都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扩展至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制度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更应以法律为先导。法律此刻就像给了我们的一把“尚方宝剑”般使我们能够泰然改之、处之，也使我们有了行动的指针、步骤。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以导师列宁的法律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检察机关内部设有民事行政监察厅（局、处、科），而这一机构长期致力于民事行政审判法律监督仅有抗诉，想比刑事诉讼而言，缺少提起公诉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基于所谓自己的职责进行试探性诉讼，全国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就国有资产流失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至今提起的类似民事诉讼已有近200起，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差异还是相当大，给人的感觉即是公诉权的恣意妄为和不确定性。
司法机关可以着手进行改革，但路径应当规限在合法性限度内。全面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创设新的制度不可能只是敲敲打打，既然如此，只能由权威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这在国外是通例⑨。可喜的是，5月份中央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将会在全国统一规划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一些司法制度的改革、创新。国外先进制度的引进、消化，要建立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和系统比较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否则出现“南桔北枳”、“邯郸学步”的笑话也是可能的。
五、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最后仍要再提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拉德布鲁赫说，“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做辩护人”。本案中原告当然不是法官，但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若隐若现高于人民法院（此语有些过激，但事实如此），更需要反复提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现代的法治思想家们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公权力，公权力机关在任意突破法律情况下的扩权，何谈监督！从屡次报道可以看出，每次尝试性试探都是在上级的授意下进行的，虽然我国检察系统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可层层授意下，明显反映出人治思想的残存，去追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了更持久的稳定，为了更有保障的自由和发展，法治条件下的个案正义牺牲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我国，私权利上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尊重之前，却总在担心公权力的被约束、制约，看来观念的转变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公权力总是如此可惧地努力维护着既得权限并不断见缝即钻的扩张，其触角在法律规限之内仍挖空心思渗入各个角落。制度在法治条件下是由法律构建的，形式上是一套游戏规则，我们都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生存与发展。公权力更应如此，这样我们才有形式上的平等。当然也会存在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平等，而这是在尊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对游戏规则的修改完善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未能有普遍的遵守，再完备、体现正义平等的游戏规则也不过是笑柄。



参考文献
① 黄广明 熊小平 《检察院‘民事公诉’起风波》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② 赵凌 《为公益而战，法律人身先士卒》 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第6版
③ 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中国律师》1999年第10期
④ 蔡虹 梁远《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摘自《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1年下卷 民事行政诉讼法卷》陈光中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杨立新 《民事公诉可行，但须依法》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⑥⑧⑨ 谢佑平 万毅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化危机》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四川省达州市人民政府


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达州市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达市府函〔2008〕25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现将《达州市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达州市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达州市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增强办事透明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四川省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和《达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受行政机关委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
　　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是指公共企事业单位依法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开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事项的活动。
　　应当实施办事公开的公共企事业单位范围是：
　　（一）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单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二）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业单位；
　　（三）邮政、通信和铁路运输等公共企事业单位；
　　（四）其他应当实施办事公开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 达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全面、真实、及时、便民和有利监督的原则依法办事公开。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办事公开的法定时限和承诺时限公开办事内容、办事过程和办事结果。对公众普遍关注和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实行决策前公开、实施过程动态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主动接受主管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根据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办事公开工作。
　　第五条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市、县（市、区）政府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本市设立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解决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中心，负责日常工作。
　　第六条 各级政府对在办事公开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公共企事业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七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对下列内容应当主动公开。
　　（一）对外公开的内容：
　　1．单位名称、工作职能和权限、机构设置、服务范围、岗位职责、单位领导名录和分管的工作、办公地点和便民服务电话；
　　2．服务项目、依据、时限、流程和结果，收费和处罚的项目、依据、标准及缴费办法；
　　3．工作规范、行为准则、服务标准、服务承诺、违诺责任及处理办法、奖惩考核办法；
　　4．重大项目招投标情况、物资设备采购情况；
　　5．与服务对象密切相关的变动事项、工作方案及重要信息；
　　6．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7．突发公共事件的评估调查结果、恢复重建规划，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来源、数量、分配方案以及临时住房和物资的来源、数量、分配方案以及临时住房和安置住房分配方案；
　　8．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
　　9．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公开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其他事项。
　　（二）对内公开的内容：
　　1．内部重要决策情况；
　　2．人员聘用、任免、交流、考核、奖惩以及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等与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
　　3．单位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管理特别是大额资金使用、资产管理等情况；
　　4．工程项目建设、重要项目实施情况；
　　5．年度工作目标及进展情况；
　　6．领导班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7．干部职工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得公开以下内容：
　　（一）确定为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法律、法规、规章禁止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办事公开内容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公开办事公开内容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内容进行审查。
　　公共企事业单位对办事公开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十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将主动公开的内容采取以下方式公开：
　　（一）挂牌上岗、亮证服务；
　　（二）办事公开栏、公告牌、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
　　（三）咨询电话、咨询服务台、监督举报电话和监督台；
　　（四）文件、资料、办事须知、办事指南、服务手册或便民卡片；
　　（五）政府综合门户网站，部门和单位网站；
　　（六）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
　　（七）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和办事公开新闻发布会；
　　（八）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九）市、县（市、区）长热线；
　　（十）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第十一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制作的办事公开内容，由制作该内容的公共企事业单位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编制、公布办事公开指南和目录，并及时更新；按国家规定统一规范办事格式文本。
　　办事公开指南应当包括内容分类、编配体系、获取方式，负责办事公开工作的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事项。
　　办事公开目录应当包括内容索引、名称、内容简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办事格式文本应当注明填写方法；国家已规定统一格式文本的，应当使用。
　　编制的办事公开指南、目录和办事格式文本应当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备案的办事公开指南、目录和办事格式文本进行审查，发现不合法和不合理的，应要求原编制单位改正，原编制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第十三条 除公共企事业单位主动公开办事公开内容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公共企事业单位申请获取办事公开内容。
　　申请可以采取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共企事业单位提出；因法定事由不能自行申请的，可委托他人申请。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二）申请办事公开的内容描述；
　　（三）申请办事公开的形式要求。
　　第十四条 对申请办事公开的内容，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内容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本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或该办事公开内容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办事公开内容的单位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第十五条 申请办事公开的内容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内容。
　　第十六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认为申请办事公开的内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
　　第十七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收到办事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
　　公共企事业单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办事公开申请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公共企事业单位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办事公开内容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公共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与其相关的内容纪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公共企事业单位更正。该公共企事业单位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单位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依申请公开办事公开内容，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以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第二十条 申请人有阅读、行动困难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提供必要帮助。
　　第二十一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依申请办理办事公开事项和提供办事公开内容不得收取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考核制度、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办事公开工作考核。考核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布。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监管机构。
　　公共企事业单位要成立由党委（支部）、行政、纪检监察、工会负责人组成的办事公开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公共企事业单位要建立健全来信来访接待、投诉处理和监督检查制度，制定办事公开的责任制度、审议制度、评议制度、反馈制度、保密制度、备案制度。
　　建立公共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开展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整理、相关保密知识、编制办事公开指南和目录、处理办事公开申请以及政策咨询等内容的培训，全面提高有关人员做好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三条 各级政府监察机关负责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对所属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办事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投诉、举报或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其职权及时调查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举报、投诉，并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举报、投诉人。
　　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公开投诉受理和监督办法，包括投诉电话、传真号码、电子信箱、意见箱，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监督机构，对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的处理规定，聘请社会监督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二十六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不履行办事公开职责的；
　　（二）不履行办事公开承诺的；
　　（三）不按规定时限公开和更新办事公开内容的；
　　（四）办事公开事项变更、撤销或终止，未能及时公布并作出说明的；
　　（五）违反规定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收取办事公开费用的；
　　（六）隐瞒、篡改、捏造或者损毁办事公开内容的；
　　（七）公开不应该公开事项的；
　　（八）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且情节严重的，由纪检监察机关对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公共企事业单位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金融、保险、证券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

　　　　　　　　　　　　达州市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证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范进行，加强对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四川省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和《达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达州市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级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受行政机关委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种类为：责令改正、通报批评、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在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执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决定和要求的；
　　（二）违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规定，制定本级本单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有关规定的；
　　（三）不按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公开本单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并上报备案的；
　　（四）不按本单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规定的内容、形式和范围推行办事公开的；
　　（五）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开不准公开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的；
　　（六）公开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不真实，搞虚假公开的；
　　（七）不按照规定的时间、期限公开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或不及时更新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的；
　　（八）未经审核批准擅自公开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的；
　　（九）故意泄露或者利用尚未公开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谋取个人利益的；
　　（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提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拖延办理或者不按经批准的申请要求提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的；
　　（十一）提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内容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其他费用的；
　　（十二）不受理、不答复有关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的举报和投诉的；
　　（十三）拒绝、阻挠、干扰依法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进行的监督检查或者不落实监督检查决定、要求的；
　　（十四）其他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的。
　　第五条　有本办法第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行政监察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工作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为人所在的单位责令改正并按照各自的管理职责和权限调查、处理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第六条　对违反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规定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提起、调查、责任划分、责任认定、处理决定的作出及下达、权利救济等工作程序，依照有关行业管理规定办理。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