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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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合同法中的要约
高　嵩

　　一、双方构成合同的意向
　　要想构成合同，双方必须有合意才能达成协议。协议的构成要有要约与承诺。提出要约的一方为要约人，对要约作出承诺的一方称为承诺人。
　　然而，合同法中的合意，英文的表述有二种，一种是，meetingofthemind，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标的及其他条款主观及客观上双方意见表示趋于一致而订立合同。一种表示为mutualassents，指双方当事人对于标的及其他条款在客观上双方趋于一致而缔结合同。当事人对于标的或其它条款在主观上可能尚有小部分不同的意见或不明了存在，然而并不妨碍双方当事人间对合同成立效果，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合同的客观理论，由于(既不是)订立合同的双方又不是法院是意向中mindreader的读者，那么订立合同的双方认为合同的条款存在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方的主观愿望，双方认为合同的一方的愿望就被认为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对一方愿望的客观检测，大多数情况下，一方意指：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另一方的位置得出他的用意的客观表明。
　　例如：A对B说：“我将我的房子卖给你1000美元”。B说：“好，生意做成了。”实际上这房子的价值远远超过1000美元，A拒绝做这笔生意。B上诉了。如果B能说明A的话或A的知识(Known)缺乏商人的敏锐，导致B合理的认为A的要约是很严肃的，法院将认为A有构成合同的意愿。即使A明确地证明那不过是个玩笑。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B的位置上的人们合理地认为A仅仅是开个玩笑，(如果B认为A仅是善意的取笑，或B明知A的房子的价值远远超过1000美元，A的要约仅是一个玩笑)，法院将认为A没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将构不成合同。
　　同样地，如果A能证明B知道A仅是开个玩笑(A提出一证人证明B告诉他：“我知道A仅仅是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我得试着做成这笔生意”，)那么双方就没有合意，即使对B来说没有不合理的原因认为A仅仅是开个玩笑，合同也不成立。这是因为B应有这个认识，他实际上知道A的意图，这种认识是合情合理的。如果B知道，那A仅仅是开个玩笑，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构不成合同。
　　私密意愿，合同客观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方的秘密意愿(也就是指对另一方的秘密)在决定合同是否存在，其条款是什么时是不相干的。
　　现举例说明：一方是被雇佣者——一名销售主管，告诉雇主除非他们之间的雇佣合同立即续展一年，否则，他将立即辞职，雇主答道：“好吧，you'reallright。雇员以为他与老板间的合同将得到续展，就不再做任何去找工作的努力了。二个月后，在经济滑波中他被解雇，他将老板告到法院，老板辩护说如果他确实说起过，他也并没有与这名雇员续签合同的意图。
　　雇主没透露不签定合同的意愿是不重要的，无论雇主的意愿如何，如果雇主所言让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认为他将被雇佣，并且雇员是这样理解的，它就构成一个有效的合同。合同的客观理论不仅仅是在决定是否双方的合意对构成一个合同时起作用，而且也对合同特殊条款发生作用。
　　比如：A与B签订了一个复杂的协议：由B卖商品给A。合同中并没说明B是否给货物上保险，B在过去与A做生意时也总是给货物上保险，但这次他的主观意愿不保险这批货物，因为保险的价格上涨了。他对A说：这笔买卖就仍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法院支持A合理地期望B象他过去做的那样给货物上保险，B有此合同的义务，尽管他主观上并不想如此做。
　　建立法律关系意愿，如果签订合同的双方通过了构成合同的所有合同条款，并对此有合意，但主观上双方都不期望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在50年代前，此种情况就不构成合同，除非双方想要达成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如果二个无知的农民同意双方用一匹马换一头牛，此合同就成立，即使双方都不知道法院会判定他们之间有此协议。
　　在现代的美国法律中，双方意愿的重要性或缺乏共同意愿，合同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协议的内容。当一笔交易被认为是商业交易时，它将被假设双方期望此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开玩笑构成的合同：在一笔交易中，即使一方开玩笑地提出要约，但另一方认为他是严肃的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个要约，合同具有约束力。
　　比如：P对一对夫妻提出，他用5万美元买这对夫妻的农场，向这对夫妻提出要约，这对夫妻写道：“我们同意卖给P我们的农场F为5万美元”，并且他们签了字，当这对夫妻毁约时，P告到法院。这对夫妇辩护说当他们签这份文件时，他们喝醉了，仅仅是开个玩笑，而他们认为P也以为这仅仅是个开玩笑，而且他们声称他们告诉过P，即使他们这样说过，他们也不打算卖掉农场，这夫妇的话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即使主观上他们并不打算卖掉农场，仅仅是个玩笑，证据表明P对此是十分认真的，并且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
　　当一个人的言行使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认为他确实有意达成协议，此人的言行就不能说是个玩笑了。
　　当一个协议在一个社会或家庭里发生时，对另一方而言，这种假设不构成法律上的关系。
　　比如：丈夫答应给妻子几个月的补助，他说这话时，他们相处得很和睦，后来这对夫妻离婚了，妻子诉到法院，要求丈夫履行诺言。
　　此时这个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因为家庭成员间和睦生活时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但是如果家庭成员间的协议不是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时达成的(如分居时)，此时协议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假设双方协商，对所有协议的条款达成合意，随后他们将把他们的协议写进一个正式的文件并且双方都签了字，那么此合同是双方达成合意就成立呢?还是仅在正式协议写出并且双方都签了字时才达成?这个问题不仅仅当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时存在，而且他们交换协议时也存在。
　　第一种情况：如果双方的言行很明确地表示具有约束力，即使没签法律上的文件，法院几乎总认为此协议构成合同，即使这份文件永远也不会签署。
　　第二种情况：如果双方的言行很明确他们不受约束除非签了协议，法院在双方签协议前不认为合同成立。
　　第三种情况：在签协议前双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言行将具有约束力，仅仅表明他们想签这个协议，法院的意见不一致。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具有合意，此合同就成立，即使从没有签订合同。少数人认为此种情况下构不成合同，除非双方签了正式协议。很多人不同意此观点。
二、要约对象
　　要约可向某特定人、某些人或一群人提出，也可向不特定的公众人士提出。对公众不若对特定个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为单纯。因表意人，对特定个人所为的意思表示，被视为要约的机会，所占成份较多。而一般对不特定大众所为的意思表示，诸如广告、传单、估价单、商家橱窗陈列的价目标示等等，一般均不认定其为要约，仅认为是一种要约的诱引，引诱不特定的大众向出售者为要约提出。因此一般性的文名陈述或标价，很难推断其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自不宜认定其为要约。例如在Carlillv.CarbolicSmokeBallCo.案中，被告是种名为石碳酸烟丸的药品制造商，曾刊登一则广告(advertisement)，声称任何人根据其指示的方法，在二个星期内每日服用三颗药丸后，如果仍染上流行性感冒，可获得被告付予的一百英镑。被告还声称已将近一千英镑存入银行，以示诚意。原告为一老妇人，看见这则广告，信以为真遂购买被告的药丸并按说明书的指示服用。但结果仍染上流行性感冒。于是向被告追讨一百英镑。被告提出种种理由申辩，其中之一是要约不能向公众提出，但被上诉法院驳回。其他申辩理由，亦被上诉法院驳回。此判例在合同法中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几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其中之一即为“要约可向一般不特定的大众提出”，不特定的大众中，某人如依其广告指示履行时，即构成双方间之合同关系，而产生双方间之权利义务。
三、要约的表示必须明确
　　从以上的说明及判例可知，构成一有效的要约，其要约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肯定，使相对人知其所需为何及其负担何种义务，可享有何种权利。其要约一旦被承诺，即可成为一项有拘束力的合同。要约之内容不能模糊不清或混淆不明。例如在Whitev.Bluett一案中，父亲对其子允诺，如其子停止向其抱怨(complaining)情事，则可放弃向他的儿子要求返还一张本票的质权。法院认为父子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存在，他儿子的要约允诺非常模糊及不确定，所以双方间没有合同的存在。
　　在艾布拉姆斯诉伊利诺斯学院一案中，原告在1973年成为被告学院的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原告未能通过哲学课的考试，也未能通过补考。在第二个学期原告又有两门课考试不及格。1974年6月14日，学校通知他，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太差，他已被学院除名。原告后来对该学院提起这一诉讼，称该学院违反了合同。他要求继续在该学院学习，并由学院在学习上对他提供帮助。原告的理由是：学院曾告诉他，他不用为他的学习成绩担忧，学院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他，包括为他提供一些变通的办法；由于学院作出了这些许诺，他与学院之间发生了有约束力的和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口头合同关系。
　　除非原告所称的这个协议的条款十分确定和肯定，否则，一个有约束力的和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口头合同不可能存在。我们发现，该学院对原告所作的陈述是含糊的和不确定的，从而使这种合同的存在成为不可能的事。
　　本判决表明，某种意思表示要构成一项要约，必须是十分确定的，本案中，该学院并没有向原告说明，当他无法通过考试时学院为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以及找出什么变通的办法，因此学院答应帮助他的话不能作为一项有约束力的诺言。
四、要约须传达给相对人
　　要约为意思表示，如果没有传达给相对人，相对人根本不知道有该要约的存在，无从表示同意与否的承诺意思，所以就没有合意。
　　要约为意思表示，相对人了解要约时，发生效力，大陆法及英美法对于要约的生效，均采取到达主义原则。要约在要约相对人收到要约之前不发生效力，在某些情况下，为判断要约的有效期，必须决定，要约是何时发生，以决定生效的时间，例如在Adansv.Lindsell一案中，有出售羊毛的要约，被告A邮寄要约给B，但因A把地址弄错，以致要约比预期时间晚二天才送达到B手中，虽然A的要约期间已过，但B立即以信件承诺，法院判决A的要约并不因时间过去而失效，B对A迟到要约所作的承诺是有效的承诺，构成合同。
五、反要约
　　反要约，是被要约人将原要约人的要约内容扩大、变更或限制的意思表示，原要约(originaloffer)已失效，产生另一新要约。换言之，反要约于终止承诺能力之外，其本身又产生另一新的法律关系，即反要约之生效亦可称新要约之产生，将赋予相对人新的承诺能力。因此，反要约的成立，原要约相对人成为新要约人(offeror)，而原要约人反而成为新要约的相对人(offeree)，合同能否成立，仅在于反要约的相对人承诺与否。
　　例如在Hydev.Wernch一案中，被告在6月6日提出要约，以一千英镑将其农场出售予原告。6月8日，原告回答愿以九百五十英镑承购。但被告于6月27日拒绝这个提议。最后，6月29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表示愿意付一千英镑购买，但为被告所拒绝。原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本案合同不成立，原告因而败诉。法庭认为，原告在6月8日发出的信件中答应出价九百五十英镑购买。这是一个反要约，其效果使原要约失去效力。因此，原告不能于事后改变主意而对原要约再作出承诺。即使照原条件承诺，双方间亦无合同可言。
　　但是，倘承诺人仅仅要求进一步了解情况，此一表示不能算反要约。又如在Stevensonv.Mclean一案中，被告提出要约，以现金出售一批铁给原告。原告询问是否可有四个月之货款(credit)。法院认为这个询问不是一个反要约，只是一个消息的询问。因此，原告随后接受原要约，已构成一个有效的合同而拘束双方当事人。
　　反要约之生效与要约之生效相同，应以该反要约送达原要约人后方生效力，如反要约已发出在途中，而为该反要约之人，改变主意，用其他更快速方式为承诺，且该承诺先达到相对人时，合同自然成立。
六、要约与要约诱引
　　就英美法而论，广告与橱窗内标价货品的陈列为要约诱引，而非要约。一般而言，广告及类似广告性质的传单也不是要约，因其表示不够明确，内容不够确定(definite)、清楚(clear)，致相对人无法知道他的确切要求及拘束广告人方式而取得合意。所以至多只为要约诱引。
　　以上所述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代表所有广告均无法成为要约。只要其广告内容够清楚(clear)、确定(definite)，而足使相对人知其对待义务时，也可能构成有效要约。
　　例如在Lefkowitzv.GreatMinneapolisSurplusStore一案中，被告于1956年4月先后刊登二则有关特价大拍卖的广告。其4月6日所刊登的广告内容如下：
　　本星期六早上九时整，五件原价值约一百美金的皮外套，将以一美元的价格卖出，先来者即可先享受此优待。稍后，于同月13日，被告又刊登以下广告：本周六上午九时整，原价值美金八十九元五角二件全新貂制围巾，及原价值一百三十九元五角全新黑兔皮围巾，均将以一美元一条的价格卖出，先来者可先享受此优待。
　　对此，原告遂依广告所述，于特定时日第一个光顾被告商店，并向被告表示欲以单价一美元的价格购买上述皮外套及围巾，然却为被告以前述之广告按公司内规(houserule)规定，是针对女性顾客，原告是男性，故该优惠不适用于原告的理由，加以拒绝。原告于是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将上述广告指明的货品以广告价格出售予原告。
　　本案争论焦点(issue)在广告内容是否足以构成要约而定，若是，则原告履行被告在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及表示欲买特价品的行为，已构成针对该广告要约而为的承诺。到此合同实已有效成立，被告自不得因故拒绝履行义务，反之则否。对于该争论焦点，法院以为欲决定刊于报纸上的某广告是否已构成要约，应考虑其表示是否明确，其内容是否确定(definite)、清楚(clear)及有无再商议的余地(leavenothingopenfornegotiation)。将此原则适用于本案，则可发现4月6日所发的广告，因就目的物(皮外套)的品质一项漏未规定，仍有商洽、争议的余地，故不符合清楚、明确之要求，而非要约。然后观其4月13日所发的广告，因已就特卖品品质、数量、价格各方面均予以详细规定，故符合要约明确、清楚原则，而已构成有效的要约。既已构成要约，则除非在经相对人承诺前已撤回或更改，否则一经承诺后即生拘束力。要约人(本案之被告)不得以该要约系以店内内规的规定以女性顾客为对象，而拒绝出售特价品予原告。故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七、拒绝要约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第六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驻本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编外的医疗机构开展艾滋病性病诊疗活动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参与、综合治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的监督管理。
农垦、森工主管部门负责垦区、林区内的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省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
第五条 对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控制范围包括：
（一）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以及与其密切接触者。
（二）被艾滋病病毒污染或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的血液、精液、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制品及器械等。
（三）梅毒、淋病；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生殖器疱疹、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等国家卫生部规定管理的性传播疾病。
第七条 各级计划部门负责会同同级科技、财政、卫生部门制定本级政府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研机构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应当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的需要，将防治防疫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工作。
第九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报刊等部门及所属宣传媒体，应当提供公益性的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宣传。
第十条 文化娱乐场所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以多种形式向公民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对工作人员和从业人员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健康教育，并采取预防干预措施。
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学校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毒品危害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识的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第十二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结合计划生育工作，在育龄人群中广泛开展性安全教育，落实推广使用避孕套等预防控制措施。
第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所持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对艾滋病病人和梅毒、淋病未治愈者不予登记。
第十四条 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相应政策，解决城镇职工中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医疗保险问题。对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出求职要求的，在有相应预防监控条件下，应当同其他求职者一样，提供就业服务，安排适宜工作。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配合卫生部门加强对流动人口有关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知识教育和防治工作管理；对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吸毒人员，应当进行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健康教育，并在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后2日内通知当地卫生防疫机构，进行强制性艾滋病性病检查；组织对查出的艾滋病性病病人及感染者进行治疗。
第十六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犯人、劳教人员中疑似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查，对确诊为艾滋病性病病人的应当隔离治疗；应当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中的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情况在放入社会前通知其住所地卫生防疫机构。
第十七条 省卫生防疫机构承担全省艾滋病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有关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对全省的可疑阳性样本进行确认，定期对各级采供血机构进行艾滋病、梅毒监测。
省性病防治机构承担全省性病防治技术指导、培训和科研工作，组织开展宣传教育；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实施性病的规范化治疗。
第十八条 各市（行署）卫生防疫机构、各采供血机构、生物制品生产单位、三级以上医院应当建立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经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按规定开展艾滋病抗体检测工作。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防疫机构负责艾滋病性病防治、专业培训、宣传教育和监测等工作。
艾滋病性病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一）收集、分析、上报艾滋病性病疫情；
（二）对相关单位和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
（三）进行艾滋病性病流行病学调查，对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建立档案，指定专人定期随访，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十条 卫生防疫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辖区内生产、销售、使用的血液、原料血浆、血制品定期抽样进行艾滋病、梅毒监测；对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疗用品、器械等物品定期进行消毒、灭菌效果监测。
第二十一条 采供血机构在采供血前，应当对供应的血液、血浆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对检测结果呈阳性者，禁止供血。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在生产前应当对血浆等原料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严禁使用检测呈阳性的原料。
医疗机构在开展器官、组织、细胞移植工作时，应当对供体进行艾滋病、梅毒抗体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者不能做供体。
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的艾滋病、梅毒检测工作，应当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的监督监测管理。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开设艾滋病性病科目和申请设置艾滋病或性病专科门诊的，应当具备相应条件，按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市（行署）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申请开办艾滋病或性病专科医院的，由市（行署）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个体诊所不得从事艾滋病和性病的诊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从事临床诊治艾滋病性病的卫生技术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从事护理工作的应当具备执业护士资格。从事艾滋病性病医疗和护理工作的人员，应当经相关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 用于艾滋病性病检查、治疗的检验、医疗器材应当严格消毒。进行艾滋病和梅毒血清学检测时，应当使用一次性注射器、采血器和试管等器材，并按有关规定消毒后销毁。
第二十五条 各级性病防治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性病诊疗活动应当按国家统一规范进行；配合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有关部门对卖淫、嫖娼、吸毒人员及特定行业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和治疗。
第二十六条 在进行婚前体检时，体检单位应当提供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医学咨询，并遵照知情同意和自愿的原则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建立新生儿1％硝酸银点眼制度。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卫生防疫人员，个体开业医和采供血单位、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的检测人员为法定的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疫情应当按下列要求报告：
（一）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城镇于6小时内、农村于12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同时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二）梅毒、淋病。城镇于12小时内，农村于24小时内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三）发现本办法第六条（三）项所列性传播疾病时，应在7日内向县级以上性病防治机构报告。
第二十八条 发现重大艾滋病性病疫情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卫生防疫机构应当立即派人进行现场调查，采取相应防制措施，同时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和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延误、隐瞒和假报疫情。
第二十九条 卫生防疫机构对艾滋病性病疫情实行月、年报制度。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依法对外公布全省艾滋病性病疫情，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
第三十条 对在境外居住三个月以上回国的中国籍公民和来本省定居或常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居民入境时的艾滋病性病检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回国人员在本省入境口岸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按规定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疫情，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省级卫生防疫机构。
第三十二条 宾馆、旅店、饭店、歌厅、舞厅、洗浴中心、夜总会等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在就业前应当提供包括性病项目在内的健康证明方可上岗；就业后用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上述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第三十三条 开展医学美容和刺入人体皮肤、粘膜的一般美容、矫形等服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执业，其执业活动应当严格遵守消毒技术规范。
第三十四条 各类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对毛巾、卧具、浴缸、坐便器等公共生活用品及设施应当严格消毒，达到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第三十五条 夫妻一方患有艾滋病性病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在未治愈前应当防止妊娠；对已感染艾滋病和梅毒的孕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十六条 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享有工作、学习、医疗保健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七条 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应当如实向医疗卫生人员提供病情和传播途径等有关情况，听从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接受检查治疗，必要时应当接受隔离治疗，服从卫生防疫机构管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时，应当主动说明自身的感染情况，防止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与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发生性行为者，应当及时接受检查和治疗。
第三十八条 艾滋病病人应当暂缓结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应当向对方告之自身真实情况，并接受医学咨询。
第三十九条 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和梅毒患者不得捐献血液、精液、器官、组织和细胞等，也不得以其他方式故意造成疾病传播。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负责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治疗工作。对艾滋病病人应当采取隔离治疗措施。
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对就医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
第四十一条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当在社区进行管理。社区应当为其营造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环境，鼓励其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危险行为，积极配合检查、治疗。
第四十二条 流动人口被确诊为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由其经常居住地的社区负责监护管理，其疫情由经常居住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按规定报告和管理，并由省级卫生防疫机构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通报。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遣送回原籍。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第十五、十六条所指人员检查治疗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或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力承担又无监护人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解决。
第四十四条 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艾滋病传播危险时，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采取以下临时控制措施：
（一）对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进行医学观察或留验；
（二）封存被艾滋病病毒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血液、血制品、精液、器官、组织、细胞、器械及其他物品。
经检测属于被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消毒处理或予以销毁，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入境人员不能出示包括艾滋病性病检测项目在内的健康证明，又拒绝接受检查的。
（二）卖淫、嫖娼和吸毒人员拒绝接受艾滋病性病检查和治疗的。
（三）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有关行业和单位未按本办法组织特定人群接受艾滋病性病预防性健康体检的。
（二）拒绝卫生防疫机构对血液、血液制品等进行艾滋病病毒、梅毒监督检测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用工单位允许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从事易使疾病传播扩散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疾病传播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报告艾滋病性病疫情或擅自向外公布疫情的。
（二）故意隐瞒疫情或接到重大疫情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
（三）不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而出具健康证明的。
（四）泄漏艾滋病性病病人及其感染者情况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医疗单位对用于艾滋病性病检查、治疗的器材未按规定消毒，对一次性注射器、采血器、试管等器材未予消毒并销毁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1000元罚款；由此造成疾病传播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给予1万元以上至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采供血单位、血制品生产单位、医疗机构未按规定进行艾滋病性病检测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其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以1000元以上至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擅自进行艾滋病性病诊治活动的，或其诊治活动超出登记范围，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艾滋病性病诊断治疗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艾滋病性病医源性传播后果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处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各级政府相关行政部门不履行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