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表现代理构成及与相关罪名的关系/田永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3 11:11:10 浏览: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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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表现代理构成及与相关罪名的关系
田永伟
表现代理，在《合同法》出台前，这一行为便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集团公司的不断建立，这种行为便更深入地存在于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合同法》生效后，这一行为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标的数额较小，相对人较少，关系较为简单的表现代理行为，司法机关以法为据易于决断，而标的额较大、人员较多、关系相对复杂的表现代理，则为司法机关如何运用法律，运用何类法律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下面，以一案例述之。
东方集团公司是以经营饮料为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拓展市场业务，在全国各地多个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设立过程中，集团公司对于城市业务经理履行了全面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为每个销售点刻印了“东方集团公司驻XX市业务专用章”，该章用于本集团公司在所在城市的业务往来。1998年，东方集团公司在某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委托A为城市经理，B为公司业务员。2002年10月份，B模仿真印仿造了“东方集团公司驻某市业务专用章”，并于2002年10月至12月，未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利用此章对新老客户签订空调购销协议20份，其中新客户10份，老客户10份，并即时交货，B以低价直接倒卖到本市其它空调销售商铺，从中非法获利120万元。后新老客户向该市城市经理A主张债权时，A并未直接给付200万元货款，而是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对案件性质产生了争议，一方认为，B的行为不涉嫌犯罪，只为民法上的表现代理。另一方认为，B的行为涉嫌仿造公司印章罪，还有的认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本案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表现代理的构成
表现代理，属于无权代理的形式，但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有业务往来或者其它关系，而该行为被第三人认同为相对人的行为，第三人以对相对人的信赖为基础与行为人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对人承担责任。《合同法》对无权代理进行了明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此案件中，B对20名客户签订合同的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曾经多次与B接触过的老客户而言，应构成合同法中的表现代理。B因前几年曾经多次与这部分客户接触，对于B私刻印章的行为，客户们并未引起注意，只是见到了合同书上的印章，认为是销售网点继续签订合同的行为，以普通人的心理衡量，并不存在过失，符合表现代理的相关要件。
对于其它新客户行为，是否构成表现代理则值得商榷。新客户在与B签订合同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应全面认真地审查B所能提供的营业执照、授权书等原件或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同时一并审查业务章的真伪。二者签订合同是成立的，但是否有效，则要看新客户的主观为善意还是恶意。恶意串通的而签订合同的，是无效的合同，给集团造成的损失由B与新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若为善意签订合同，则由东方集团承担赔偿责任后，向B行使追偿权。善意时，因B与客户的合同已经签订生效并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效力未定的问题，效力待定合同，只能存在于合同生效后，合同履行完毕前，对于标的物已经全部交付履行完毕的合同，催告追认已经失去意义。
二、仿造公司印章罪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仿造公司印章罪，明确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节。该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为伪造印章的行为。B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前三个构成要件符合，而客观方面伪造印章行为如何界定则十分复杂。笔者认为，有刻印这一行为还不能构成此罪，参照刑事法律规范的三个特征即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B由此行为导致东方集团公司损失200多万元，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故B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合同诈骗罪，则是规定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扰乱市场秩序，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构成的五类情况，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结合法典及相关理论，B伪造印章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令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B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在B伪造公司印章与合同诈骗的行为中，二者系牵连犯，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进行合同诈骗，应成立单一的罪名合同诈骗罪。
三、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
就伪造印章进行合同诈骗的类似案件，有人提出，构成表现代理即不成立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就不成立表现代理的说法，对此理论，笔者持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可适时适事应用于具体案件。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财产权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权，保障正常的民商事交易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则是运用刑罚权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的强制性规范。刑法惩罚的对象是具有严重社会违法性的人，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合同诈骗罪中，因大部分犯罪分子在骗取财产后，挥霍一空，给被害人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善意第三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表现代理之名义向相对人提出赔偿请求，以最大限度弥补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此过程中，合同相对人在赔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合同诈骗罪的直接受害人为相对人。
表现代理中，则会出现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之行为，确认为表现代理后，向相对人主张权利弥补损失。若行为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相对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亦应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对于B的行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部分客户，可以依《合同法》向东方集团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此类案件，只有将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有机结合，才能做到既维护正常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又打击震慑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真正做到民法与刑法的有机衔接，发挥各自规范的应有作用。
田永伟
表现代理，在《合同法》出台前，这一行为便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集团公司的不断建立，这种行为便更深入地存在于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合同法》生效后，这一行为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标的数额较小，相对人较少，关系较为简单的表现代理行为，司法机关以法为据易于决断，而标的额较大、人员较多、关系相对复杂的表现代理，则为司法机关如何运用法律，运用何类法律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下面，以一案例述之。
东方集团公司是以经营饮料为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拓展市场业务，在全国各地多个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设立过程中，集团公司对于城市业务经理履行了全面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为每个销售点刻印了“东方集团公司驻XX市业务专用章”，该章用于本集团公司在所在城市的业务往来。1998年，东方集团公司在某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委托A为城市经理，B为公司业务员。2002年10月份，B模仿真印仿造了“东方集团公司驻某市业务专用章”，并于2002年10月至12月，未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利用此章对新老客户签订空调购销协议20份，其中新客户10份，老客户10份，并即时交货，B以低价直接倒卖到本市其它空调销售商铺，从中非法获利120万元。后新老客户向该市城市经理A主张债权时，A并未直接给付200万元货款，而是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对案件性质产生了争议，一方认为，B的行为不涉嫌犯罪，只为民法上的表现代理。另一方认为，B的行为涉嫌仿造公司印章罪，还有的认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本案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表现代理的构成
表现代理，属于无权代理的形式，但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有业务往来或者其它关系，而该行为被第三人认同为相对人的行为，第三人以对相对人的信赖为基础与行为人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对人承担责任。《合同法》对无权代理进行了明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此案件中，B对20名客户签订合同的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曾经多次与B接触过的老客户而言，应构成合同法中的表现代理。B因前几年曾经多次与这部分客户接触，对于B私刻印章的行为，客户们并未引起注意，只是见到了合同书上的印章，认为是销售网点继续签订合同的行为，以普通人的心理衡量，并不存在过失，符合表现代理的相关要件。
对于其它新客户行为，是否构成表现代理则值得商榷。新客户在与B签订合同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应全面认真地审查B所能提供的营业执照、授权书等原件或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同时一并审查业务章的真伪。二者签订合同是成立的，但是否有效，则要看新客户的主观为善意还是恶意。恶意串通的而签订合同的，是无效的合同，给集团造成的损失由B与新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若为善意签订合同，则由东方集团承担赔偿责任后，向B行使追偿权。善意时，因B与客户的合同已经签订生效并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效力未定的问题，效力待定合同，只能存在于合同生效后，合同履行完毕前，对于标的物已经全部交付履行完毕的合同，催告追认已经失去意义。
二、仿造公司印章罪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仿造公司印章罪，明确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节。该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为伪造印章的行为。B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前三个构成要件符合，而客观方面伪造印章行为如何界定则十分复杂。笔者认为，有刻印这一行为还不能构成此罪，参照刑事法律规范的三个特征即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B由此行为导致东方集团公司损失200多万元，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故B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合同诈骗罪，则是规定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扰乱市场秩序，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构成的五类情况，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结合法典及相关理论，B伪造印章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令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B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在B伪造公司印章与合同诈骗的行为中，二者系牵连犯，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进行合同诈骗，应成立单一的罪名合同诈骗罪。
三、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
就伪造印章进行合同诈骗的类似案件，有人提出，构成表现代理即不成立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就不成立表现代理的说法，对此理论，笔者持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可适时适事应用于具体案件。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财产权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权，保障正常的民商事交易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则是运用刑罚权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的强制性规范。刑法惩罚的对象是具有严重社会违法性的人，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合同诈骗罪中，因大部分犯罪分子在骗取财产后，挥霍一空，给被害人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善意第三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表现代理之名义向相对人提出赔偿请求，以最大限度弥补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此过程中，合同相对人在赔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合同诈骗罪的直接受害人为相对人。
表现代理中，则会出现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之行为，确认为表现代理后，向相对人主张权利弥补损失。若行为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相对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亦应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对于B的行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部分客户，可以依《合同法》向东方集团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此类案件，只有将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有机结合，才能做到既维护正常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又打击震慑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真正做到民法与刑法的有机衔接，发挥各自规范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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