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话巡逻能否喊出“天下无贼”？/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13:41:39 浏览: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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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话巡逻能否喊出“天下无贼”？
杨涛
“各位市民，上午好！长沙巡警提示您，注意保管好随身携带的钱物，防止被抢、被骗……”前日上午，市巡警支队60台巡逻警车，奔赴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喊话。这项威慑街头各类犯罪的新举措开始正式实施。（《长沙晚报》2005年1月3日）
报道称，正在逛街的李女士说，她听到巡警在街头喊话就有一种特别塌实的感觉。但马上就有网友质疑这种所谓“特别塌实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光凭几句喊话其实并不能给群众带来安全感。
从心理学上讲，警察的出现，对于一些潜在的违法犯犯罪的人来讲，的确有一定的威慑力，有助于暂时打消其违法犯罪的念头。巡警上街巡逻，一方面，有利于及时打击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也是显示出一种潜在的威慑力，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沙巡警针对特定地段的宣传喊话，实际上是借助声音的传播，将警察存在的信息辐射到更广泛的区域，客观上可能有助于威慑一些潜在的违法犯犯罪的人。
其次，巡警的宣传喊话，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提醒市民要提高警惕，使市民们自身加强预防犯罪的意识，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市民加强防备，使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不容易得逞。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巡逻警车的喊话宣传将采取定点和机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人员相对集中的地点，如火车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金苹果大市场等进行定点喊话宣传。喊话宣传的时间也相对固定，一般选择在每天上午8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3时、下午17时至19时这些“两抢”犯罪发案高峰时段进行。那么，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如果看到警察仅仅是喊话宣传，并没有其他相应的措施的话，其也将掌握警察的活动规律，了解喊话也不过如此而已，很有可能在喊话宣传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胆子也逐渐变大，最终出现“你喊你的，我照样干我的”的现象。此外，市民也在多次的“狼来了”的喊话宣传，神经也有可能逐渐麻痹，熟视无睹，也就很难再起到提醒他们加强预防意识的效果。
而且，这种在人多的公共场所进行喊话宣传的做法，会不会引起一些市民的反感，起到扰民的负效应，也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论证，并要考虑到如何实现维护群众的安全与保证群众不受噪音的干扰之间的平衡。
“据周警官介绍，宣传喊话从上周起就在芙蓉大队试行，试行一周来效果很好，他们负责的巡逻区域内上周没有发生街头抢夺案件，街头打架斗殴事件也明显减少。”这项新的措施刚刚实行，起到了好的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长此以往，能否依然有这种好的效果呢？这就很难说。所以，我们还不该盲目为其叫好，还得静观其效，在实践中不断试错、总结、扬弃的基础上，来判断其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以推行了这一措施为理由，放弃其他配套措施。增加警力，网格式布控，徒步和机动巡查相结合，加强警事技能训练，提高民警的素质，这些做法都不能在“喊话宣传”中埋没。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 tao1991@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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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各位市民，上午好！长沙巡警提示您，注意保管好随身携带的钱物，防止被抢、被骗……”前日上午，市巡警支队60台巡逻警车，奔赴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喊话。这项威慑街头各类犯罪的新举措开始正式实施。（《长沙晚报》2005年1月3日）
报道称，正在逛街的李女士说，她听到巡警在街头喊话就有一种特别塌实的感觉。但马上就有网友质疑这种所谓“特别塌实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光凭几句喊话其实并不能给群众带来安全感。
从心理学上讲，警察的出现，对于一些潜在的违法犯犯罪的人来讲，的确有一定的威慑力，有助于暂时打消其违法犯罪的念头。巡警上街巡逻，一方面，有利于及时打击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也是显示出一种潜在的威慑力，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沙巡警针对特定地段的宣传喊话，实际上是借助声音的传播，将警察存在的信息辐射到更广泛的区域，客观上可能有助于威慑一些潜在的违法犯犯罪的人。
其次，巡警的宣传喊话，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提醒市民要提高警惕，使市民们自身加强预防犯罪的意识，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市民加强防备，使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不容易得逞。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巡逻警车的喊话宣传将采取定点和机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人员相对集中的地点，如火车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金苹果大市场等进行定点喊话宣传。喊话宣传的时间也相对固定，一般选择在每天上午8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3时、下午17时至19时这些“两抢”犯罪发案高峰时段进行。那么，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如果看到警察仅仅是喊话宣传，并没有其他相应的措施的话，其也将掌握警察的活动规律，了解喊话也不过如此而已，很有可能在喊话宣传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胆子也逐渐变大，最终出现“你喊你的，我照样干我的”的现象。此外，市民也在多次的“狼来了”的喊话宣传，神经也有可能逐渐麻痹，熟视无睹，也就很难再起到提醒他们加强预防意识的效果。
而且，这种在人多的公共场所进行喊话宣传的做法，会不会引起一些市民的反感，起到扰民的负效应，也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论证，并要考虑到如何实现维护群众的安全与保证群众不受噪音的干扰之间的平衡。
“据周警官介绍，宣传喊话从上周起就在芙蓉大队试行，试行一周来效果很好，他们负责的巡逻区域内上周没有发生街头抢夺案件，街头打架斗殴事件也明显减少。”这项新的措施刚刚实行，起到了好的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长此以往，能否依然有这种好的效果呢？这就很难说。所以，我们还不该盲目为其叫好，还得静观其效，在实践中不断试错、总结、扬弃的基础上，来判断其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以推行了这一措施为理由，放弃其他配套措施。增加警力，网格式布控，徒步和机动巡查相结合，加强警事技能训练，提高民警的素质，这些做法都不能在“喊话宣传”中埋没。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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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英 东南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客观价值秩序/共同价值基础
内容提要: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及倾向。由于产生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引言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无论是从基本法还是从德国民法典来看，都没有对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因此它是一项由法官在判例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同时，民法上一般人格权建立的基础为“基本法第1条、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也就是，与其他得到民法典具体规定的民事权利不同，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这一权利就不可能在民法上产生[1]——这也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自产生之初就体现着宪法与民法的交叉，故而在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识上较容易产生混淆。这就需要我们在辨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明确界定。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格权领域本身就是现代民法拓展调整的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其产生上又具有如此独特的经历，这也就使得一般人格权成为了我们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互动关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一、一般人格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民事权利）
由于近代民法理论将人格与财产密切联系起来， [2]而否认自己对自身的某些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除了规定少数具体人格权，如姓名权外，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是很不够的。 [3]同时，出于法律安全性的考虑，民法典中也并没有写进一般人格权条款。 [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帝国法院的法官拒绝承认一般人格权问题是一个应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 [5]但德国司法机关也曾力图通过种种途径扩大对人格保护范围。 [6]二战结束后，民法典对人格提供的保护明显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但由于立法者扩大人格保护的努力未能成功， [7]因此这一重任最终还是落在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肩上。
最早提出“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为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 [8]在本案的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宣称： [9]
既然基本法（1949年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权（第1条），以及作为隐私权（a private right）的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或不与宪法秩序或道德相抵触的范围内应得到广泛的尊重（第2条），那么一般人格权就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当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一般人格权不仅仅以基本法相关条款为渊源；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人格权最直接的法律渊源为民法典第823（1）。即，一般人格权为第823（1）所谓的“其他权利”，德国民法学上称其为“框架性权利”。 [10]
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侵权法领域内对人格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是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仍构成一个困扰学者和法官的问题，因为从民法典第253条的条文表述来看，因损害一般人格权所造成的非物质损害是被排除在金钱赔偿之外的。对于这一问题，也是由法官通过判例的形式解决的。最早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就是1958年的“骑士案”。 [11]
在回答对人格的非物质损害能否请求金钱赔偿的问题时，最高法院在重申了“一般人格权不仅是基本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观点之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这一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的框架内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享受民法典第823（1）中‘其他权利’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的直接依据，法院则认为是民法典第847条。 [12]法院认为，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民法典并不保护一般人格权， [13]但既然基本法已经赋予了人格以广泛的保护并视其为基本价值，那么民法中的上述观点就再无法成立，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不予赔偿也将是“无法忍受的”。 [14]
此案判决一出，学界争议四起。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判决中作为金钱赔偿责任直接依据的民法典第847条。由于第847条属于排除性规定，将其作为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依据未免有失牵强。故而，在此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不再以民法典第847条为依据，而是以民法典第823（1）结合基本法第1（1）、第2（1）为依据，以“金钱消除损害”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15]
通过此后诸多判例的发展与完善，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建立起了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完整的制度。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对于未受到具体人格权条款保护的人格法益提供辅助性的保护；同时，不同于绝对权，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采取了逐案审查及利益衡量的方法，以避免该条款提供过宽的保护以及赋予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从而危及到立法权限。 [16]
二、一般人格权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基本权利）
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一样，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以下简称“一般人格基本权”）也是通过判例形成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有关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判例稍晚于民法上的判例——其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的艾尔菲斯案 [17]。
根据宪法法院形成的领域说（the Sphere Theory (Sphärentheorie)）， [18]基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人格利益被分划为不同的领域，并相应的接受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的是核心领域（the most intimate sphere (Intimsphäre)），这是人类自由绝对不容公权力任何侵犯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也是与人格尊严联系最为紧密的；其次则是私密领域（a private or confidential sphere (Privat or Geheimsphäre)），对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只允许基本法第2（1）条文中所表述的限制（即适用比例原则）；处于最外层次的为社会领域（an outer or social sphere (Sozialsphäre)），由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利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而与私人的联系最为松散，故而对其采用的是宽松审查基准。 [19]由此可见，德国的人格权法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的行动自由； [20]私人领域内的相关自由与权利。 [21]艾尔菲斯案涉及的即是前者。
从表面上看来，该案并非宣示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案件——在该案的判决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般人格权”这个词。它所回答的仅仅是基本法第2（1）中的“人格自由发展”是否包括对公民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自由权（the right to freedom of action）的保护。但是，从以下几层意义上看来，艾尔菲斯案不愧是宪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权问题上的奠基之作。首先，行动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之一，故而称本案为宪法法院首次宣示一般人格权的案件并不为过。其次，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基本法第2（1）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权，而且指出基本法第2（1）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兜底条款，当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而（具体的）基本权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时，公民即可引用第2（1）来对抗侵犯。这就为后来法院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一般人格权奠定了思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法院特别指出，任何法律除了不得违背基本法的明文规定外，对于“未予书写的”价值秩序与基本原则也不得违反；当然，对于作为基本法最高价值的人格尊严就更是必须遵守了。因此，“宪法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发展私人空间的保护，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后的不受侵犯的领域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的保护。” [22]这就为宪法法院在其后的案件中宣示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调，同时也暗示着宪法法院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般人格权上对民法典所做的解释。 [23]
而首次从私人内在领域出发分析一般人格权的则是1969年的微观统计案。 [24]在本案中，宪法法院除了承认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外，还延续艾尔菲斯案中将人格尊严与一般人格权联系起来的分析基调，试图对“内在空间”（inner space）做出明确界定。法院指出，个人必须拥有一个内在空间以使其人格获得自由、自我负责的发展，而这样一个内在空间不受任何外在的侵犯。 [25]此后，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 [26]雷巴赫案、 [27] 埃普勒案、 [28]统计法案、 [29]犯罪日记案 [30]等案件逐步完善了一般人格基本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对宪法法院的判决造成的影响：宪法法院不仅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基础的思路，还承认了它对民法典的解释及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做法。其中，最为典型也最具意义的就是索拉娅案。
在索拉娅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宣布联邦最高法院对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31]的承认在宪法上 是没有疑虑的，并且确认了其以基本法第1（1）、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为据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不存在违宪之处，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到了确认，消除了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宪法法院肯定了最高法院运用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理论证成一般人格权的思路，指出由于基本权利同时构成客观价值秩序，因此个人的人格及尊严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这一保护也应拓展至个人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在私法领域中，这一任务就是由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此外，宪法法院还确认了普通法院的法官按照宪法中确认的宪法秩序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因此，索拉娅案可以说是宪法法院对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努力的全面总结与肯定。
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纵观以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以下两个特点：（1）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首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提出，同时，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又对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夸张的说，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两条高度重叠的发展脉络。（2）联邦最高法院证成一般人格权时采取的是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 [32]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甚至，最高法院在“读者来信案”中宣称：“一般人格权……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时，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做法，宪法法院在索拉娅案中也明确予以了肯定。由此，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混淆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 [33]甚至有学者声称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而非民事权利。 [34]那么，一般人格权到底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呢？
笔者认为，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虽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产生过程上也存在诸多交叉，但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利，不应将其混淆。也就是说，既存在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也存在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首先，对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但推导出这一权利的直接渊源仍然是民法典第823（1），只不过基本法对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宣示为最高法院从民法典第823（1）推导出一般人格权提供了合法性。 [35]
其次，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制度发展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与其他民事权利不同，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框架性权利。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的意义更多的是存在于侵权法上的意义。而纵观一般人格权自产生到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认定等一系列过程，我们即可发现，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建立始终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 [36]对于这项权利，甚至有学者提出，它不是一项权利，而仅仅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 [37]或者认为它“不过是借助了‘权利’这一外衣(用德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大氅’)，表达了关于人格法益应受到保护这样一个宽泛的法律原则而已。” [38]由此可见，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是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利。
第三，虽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与发展对一般人格基本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个权利的发展线路并非同一而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是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影响下进行的，但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法院首先从基本法第2（1）中推导出一般行动自由权，然后以一般行动自由权和人格尊严为基础推导出一般人格权。 [39]虽然宪法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晚于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对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宣示却最早可追溯至1954年的调查帮助案 [40]——而这一时间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则是同时的。另外，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观点的承认仅仅是认为并不存在宪法层面上的反对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 [41]这一确认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以成为一项稳定的法律制度以发挥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法院的确认实际上起到的是定纷止争的作用。
第四，权利的内容不尽相同。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核心是自我决定权，具体说来包括信息自我决定权、控制自己在社会中形象的权利（包括控制自己的言辞、图片、影像、声誉的权利）、以及自我决定权和知悉自己的传统（heritage）的权利，同时，性自决权与有关性和感情生活的权利一般被认为处于一般人格权的核心领域。 [42]这是因为一般人格基本权基本上是围绕着“精神的、道德的人”、围绕着“内在的空间”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得以躲避外在的干涉和侵犯，得以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领域则主要集中在：保护名誉免受陈述事实和发表言论的损害、保护同一性免受与事实不符但未损及名誉的事实陈述的损害、保护私人秘密免受调查、保护私人秘密免受传播及保护其他人格利益免受利用、其他的人格保护。 [43]总体说来，一般人格基本权利的范围要比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民法的一般人格权更为宽泛。 [44]
第五，权利保护的力度不同。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的违法性的认定并不是采取“结果违法”的方法，而是采取“积极确定违法性”的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由于它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次上发生冲突，所以要确定侵犯一般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就必须在个案中采用利益衡量的方式。 [45]而一般人格基本权却大不相同。根据领域说，对处于核心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绝对不允许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而对处于第二层次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则国家只能在根据一部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并且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而又严格遵循适度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限制。 [46]由此可见，一般人格基本权受到的保护要高于一般人格权。
从以上分析可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权利，我们绝不应将其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界限的混淆，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司法实践上讲，混淆作为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将造成“法官造法”现象的严重化，使得司法权过多的伸入到立法权的领域中来。 [47]
四、一般人格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
上文笔者分析了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尽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就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如同上文中提到的，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的最基础的渊源，而且在解决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问题时也再次确认了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以及基本法所确认的价值加诸于法院的国家保护义务。可以说，如果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视作互不相干的两种完全平行的权利，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德国法认为基本法所确认的核心价值（基本法第（1）条）构成了所有部门法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客观价值秩序），这一价值基础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得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得以发生某种勾连，一般人格权的产生才成为可能。概言之，德国基本法确认人格尊严为最基础的价值，而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即是同一种价值在不同的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又是性质不同的权利。
推而广之，德国法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主观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独立的两种权利，不容混淆；同时，由于二者构建于同一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一价值基础又以宪法权利的面貌表现出来（客观价值秩序），故而宪法权利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
不难发现，上述描述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色彩。显然，在不承认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的国家里，比如我国，上述描述将难以适用。那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来，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更有必要明确另一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究竟是统一于某种价值，还是统一于宪法所宣布的某种价值？究竟是这种价值具有最高性，还是宪法的最高性赋予了这种价值以最高性？从表面上看，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依赖的是基本法所宣称的基础价值（人格尊严），故而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直接导致了这一全新的权利的产生；然而，若加以更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甚至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普遍勾连乃是扎根于源自康德及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及价值观基础，而非仅仅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如此简单。从现代德国法来看，这一哲学及价值观基础可以归纳为“人格主义”，即强调人为“拥有人格尊严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仅具有不能让渡役使的自身价值，同时也负有将自己与他人间的共同生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展开与实现的义务。 [48]
故而，即使是德国法上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够简单的以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来概括，归根结底，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并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宪法所宣布的基础价值构成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但是，不容混淆的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统一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哲学价值观基础），而非其他。宪法固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同样构建于这一基础之上，必须与这一基础相协调。不独德国法如此，其他国家的法律亦不应有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宣称：不仅在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上体现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亦应统一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得以发生互动关系；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无论是对人格权也好，对财产权也好，我们都必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去厘清具体权利的性质、去看待权利，才不致产生偏差。
那么，这一最为基础的哲学价值观基础究竟为何呢？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德国，如上文所述，这一基础为人格主义。而美国宪法虽然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但从其宪法的字里行间及司法审查实践形成的传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强烈的价值取向，故而将美国法上的哲学价值观基础归纳为个人主义应为妥当。再如日本，虽然其宪法宣称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及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而日本宪法学家也认为“人的尊严”为其宪法的最基本原理，但日本法并非如德国法一样以人格主义为其价值基础，而是在强调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作为“个人”对抗国家的价值，故而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价值观基础的。
我国宪法并未如德国基本法一样对基础价值作出明确宣告，也未如日本宪法一样对基本原则作出归纳总结，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和加深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混淆状态。可以说，正是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认识不清，甚至对这一问题未能引起重视，才导致了我们在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认识上（尤其是对人格权认识上）的种种误差。只有确认了这一基础，才能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宪法权利体系，并且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勾连起来。具体而言，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宪法权利并非公民对国家的对抗，因为社会主义下强调的是公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但将其归纳为共同体主义也非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让个人利益淹没在共同体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故而笔者认为以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格主义为我国法律的哲学价值观基础较为妥当。
注释:
[1] 我们谈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时，通常想到的判例都是吕特案。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
[2] 传统民法普遍将人格视为财产的延伸，同时认为人格独立的最主要目的为对财产的独占和支配，故而人格只能附庸在财产法上不断提升。见姚辉：《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3] 蒋学跃：《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第17－20页。
[4] 周晨、张惠虹：《中德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之比较》，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5页。
[5] 周晨等，同上注。
[6] 有德国学者认为，尽管一般人格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德国法上最大的、成系统的扩大人格保护力度的努力却可以一直追溯至纳粹时期。Gabrielle S. Friedman, James Q. Whitman. 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 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 J. Eur. L. 241, FN52.
[7] 周晨等，同注释3。
国家体委 财政部 劳动人事部
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颁发《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1982年11月29日，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
现将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委发布施行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和国家体委拟定的《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适用于体委系统。
二、国家体委（81）体办字29号《关于表彰和奖励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通知》中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按本通知执行。
三、《奖励试行办法》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实行。凡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以后评定过一九八一年运动技术补贴的，可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条件重新评定，少补多不退，但运动员五等奖从一九八二年起实行。
四、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要扣除一九八一年享受过一次性奖励和增收节支奖的金额，少补多不退。
五、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原《优秀运动员技术补贴试行办法》和《关于评定教练员技术补贴条件的补充通知》（教练员输送奖除外）停止执行，其它奖励（包括实物奖励）一律取消。
六、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对运动员教练员不再发经费预算包干增收节支奖。对不带队员的教练员在增收节支中作出贡献的，可在四等奖内予以评定。
七、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所需经费除荣誉奖章和特等奖金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外，一等及其以下等级奖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的规定分别由中央或地方财政解决。
附一：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以加速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实现四化服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体育系统各级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包括业余体校教练员）。
各级体委举办的正式比赛会上创造成绩的业余运动员，也可以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三条 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为国争光，多做贡献。
优秀运动员奖励条件和奖励等级
第四条 奖励条件：
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主要依据其比赛成绩，并结合以下条件全面考察：政治思想进步、体育道德作风好、遵纪守法、集体观念强，积极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
第五条 优秀运动员奖励按运动比赛成绩分五等，各等奖金如下：
等 级 运动比赛成绩 奖 金
特等奖 世界纪录创造者 1000～3000元
奥运会赛、世界
锦标赛、世界杯
赛冠军
一等奖 奥运会赛、世界 500～1000元
锦标赛、世界杯
赛第二、三名
奥运会田径赛、
游泳赛第二至六
名、当年运动比
赛成绩世界前十
名 奥运会足球
赛、世界足球锦
标赛第二至十二
名
二等奖 奥运会赛、世界 300～500元
锦标赛第四至八
名 世界杯赛获
奖名次者 重大
世界比赛冠军
世界青年比赛冠
军、纪录创造者
亚洲锦标赛冠
军、纪录创造者
三等奖 重大世界比赛、 150～300元
亚洲锦标赛、世
界青年比赛第
二、三名 全国
纪录创造者
全国冠军
四等奖 在全国比赛中获 100～150元
得录取名次的，
按参加的队（人）
数，6～12个队
（人）的第二名，
13～16个队（人）
的第二、三名，
17个队（人）以
上或甲级联赛的
前六名
当年获得运动健
将称号者
五等奖 优秀运动员在全 60～100元
年训练中较好地
完成教练员布置
的训练任务，并
比上年训练成绩
（纪录）有提高者
对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难度大、影响大的项目，如足球、田径和游泳中的某些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或获得世界冠军时，奖励金额可以超过3000元。
第六条 评奖方法：
（一）特等奖为不定期的一次性奖励，优秀运动员成绩达到时，即可评定授奖，再破再奖。
一至四等奖一年评定一次，奖金由优秀运动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如年内多次获得评奖名次，按其最高成绩评定，不得重复发奖。
（二）集体项目、团体赛项目成绩达到奖励条件时，不发集体奖，可根据个人贡献大小分别评奖。
（三）没有国际比赛的项目，如中国象棋、武术以及军体的部分项目等，可根据国内比赛成绩评奖。
（四）各等奖金均有一定幅度，评定时，要分析各运动项目的难易程度、起点高低、影响大小、对手强弱和运动员临场技术发挥的好坏等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水平确定奖金额度。
（五）运动员为创造世界纪录，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做出重大贡献或在世界比赛、重大国际比赛中，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表现突出的，也应按其贡献大小分别确定奖金等级给予奖励。
教练员奖励条件和奖励等级
第七条 奖励条件：
对教练员的奖励，主要是根据教练员在全年训练工作中的成绩和贡献大小，并结合全面工作和表现来评定，具体条件如下：
（一）培训的运动员成绩提高幅度较大、较快，并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录取名次。
（二）在训练工作中勇于创新，有发明创造或理论著述，在训练方法上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并取得良好效果。
（三）对运动员的基本功训练抓得紧；在青少年运动员训练中，选才合理，输送率高，基本功扎实，技术提高快，对发展体育事业有显著贡献。
第八条 教练员奖励分四等，各等奖金如下：
等 级 金 额
特 等 奖 400～1000元
一 等 奖 200～400 元
二 等 奖 120～200 元
三 等 奖 80～120 元
四 等 奖 60 元
第九条 评定方法：
（一）凡具备本办法第七条奖励条件之一者，即可评奖。特等奖要严格掌握。
（二）评定教练员奖励时，应当广泛征求运动员的意见，根据教练员的思想作风、教学态度、工作质量等情况予以全面衡量。
（三）教练员的奖励一年评定一次，奖金由教练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
其 他 规 定
第十条 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必须严格掌握条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按隶属关系报批。特等奖由国家体委批准，优秀运动员的一至五等奖、教练员的一至四等奖由国家体委有关主管局和省、市、自治区体委批准。
第十一条 运动比赛成绩必须是在国内外正式比赛中获得的成绩和名次（世界比赛、国际比赛创造的成绩均按各项目的具体规定，国内比赛应为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打破世界纪录、国家纪录和获得运动健将称员者，须经国家体委批准。
第十二条 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虽已具备受奖条件，但因犯有严重错误，受到纪律处分，应酌情降低奖励等级或不予奖励。
第十三条 奖金由本单位体育事业费开支，列“补助工资”目。业余运动员的奖金，在运动会经费内开支。对第一次获得运动健将称号者的奖励，优秀运动员由其所在单位发给，业余运动员由其所在地体委发给。
第十四条 对创造省、市、自治区运动比赛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自行确定，但最高奖励金额不得超过100元。
第十五条 对参加全国以上少年比赛的运动员奖励，可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执行；其他获得全国少年比赛录取名次的运动员的奖励，由举办单位具体制订奖励办法，最高奖励金额不得超过100元。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修改权属国家体委。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各全国单项运动协会制订，经国家体委批准后实施。
附二：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一、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凡获得特等奖，一、二、三等奖的运动员，应同时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体育运动一、二、三级奖章。
二、根据各运动项目的不同情况，将我国开展的项目分为两大类：
一类项目：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曲棍球、田径、游泳、跳水、水球、体操、艺术体操、举重、射击、射箭、击剑、帆船、帆板、赛艇、皮划艇、自行车、国际摔跤、柔道、马术、现代五项、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冰球、冬季两项、武术。
二类项目：垒球、棒球、技巧、中国摔跤、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航海模型、摩托艇、摩托车、无线电、航空模型、跳伞、滑翔、潜水、登山。
三、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运动员获一项名次的，其奖金基数分别为：
（一）特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150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1950元，集体项目2400元。
二类项目：单项1000元，团体、全能1300元，集体项目1600元。
（二）一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60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720元，集体项目840元。
二类项目：单项500元，团体、全能600元，集体项目700元。
（三）二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35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420元，集体项目490元。
二类项目：单项300元，团体、全能360元，集体项目420元。
（四）三等奖以下不分一类项目和二类项目，其奖金额可根据《奖励试行办法》和上述原则，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主管部门自行制定。
四、运动员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获世界冠军的，得特等奖。同一次比赛中，每多获一项冠军，在该项奖金基数上增加20％，但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3000元；不同次比赛中，再次获得冠军的，再获再奖。
五、运动员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破世界纪录的，得特等奖，发单项奖金基数。同一次比赛中，多破一项世界纪录（或获世界冠军），在该项奖金基数上增加20％，但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3000元；不同次比赛中，再破世界纪录的，再破再奖。在洲和其他世界重大比赛（指有三个以上世界前八名的队参加的比赛）中破世界纪录，并得到国际单项协会承认的，得特等奖奖金基数的50～70％（举重破单项世界纪录的同时），运动员所破世界纪录，未能得到国际单项协会承认的以及全国正式比赛中破（超过）世界纪录的，得特等奖奖金基数的40～60％；个别情况可不受这些百分数的限制。
六、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运动员获得一等奖以下多项不同名次奖励的，除按一项最高成绩奖励外，每多获一项2、3名（田径、游泳2～8名，足球2～12名），按该等级奖金基数增加20％；每多获一项4～8名，按该等级奖金基数增加10％。最高成绩为一等奖的，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1000元；最高成绩为二等奖的，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500元。获田径、游泳第7、8名的运动员，其奖励金额，可适当提高。足球亚大区出线或取得更好名次的，奖励金额另报另批。
七、运动员在一个年度内，已获得特等、一等、二等奖励，在全国比赛中又达到获奖名次的，评奖时应予适当照顾，但不得超过该项奖金基数的5％。
八、集体项目和团体项目获奖时，按每个人所获奖励金额，全部发给运动员所在单位，由该单位根据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贡献进行评定，个人获得奖金应有所不同。
九、荣誉奖章和特等奖奖金均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一至五等奖一年评定一次，由运动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一次成绩不得重复发奖。
十、某些项目的单项获得成绩较团体项目获得成绩难度大、影响大的，该项目单项奖励可高于团体项目奖励，由主管部门具体确定。
十一、没有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的项目，运动员做出特殊贡献，获得荣誉奖章的，也可享受特等奖。
十二、运动员所获特等奖至四等奖的奖金由所在单位财务部门负责存入银行，待运动员转业时将本息一并发还。如运动员遇到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可提前领取部分或全部。
十三、获得特等、一等、二等奖励的运动员，由所在单位从其奖金额中抽出适当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0％），作为对其他有功人员的奖励。
十四、遇有特殊情况，奖金额可按规定予以提高或降低。
十五、一类项目、二类项目的划分，将根据奥运会情况和我国体育运动发展情况，每隔几年确定一次。
附三：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一、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凡获得特等奖，一、二、三等奖的教练员，应同时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体育运动一、二、三级奖章。
二、荣誉奖章和特等奖奖金均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一至四等奖一年评定一次，由教练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
三、教练员的奖励等级应按照《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评定。
四、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一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应参照教练员直接培训运动员的时间衡量其所做的贡献。运动员获得成绩（不包括五等奖所规定的成绩）时，直接培训运动员达二年以上的教练员，一般与运动员评定同样奖励等级（即运动员评为特等奖时，教练员可评为教练员特等奖，余类推），培训运动员时间在二年以下、一年以上的，一般按运动员获奖等级低一级评定，训练时间不足一年的，一般按四等奖评定。
主教练与副教练奖励应有区别，副教练的奖励一般为主教练奖励的70％。
五、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其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成果，应经过专家评议、签定和承认，然后根据其贡献大小评定等级。
六、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其中教练员输送奖，仍按我委（79）体计计字453号文《关于评定教练员技术补贴条件的补充通知》中有关规定执行。省、市、自治区体工队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的奖励办法另行规定。
七、省和省以下优秀运动队和业余体校教练员奖励的评定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根据《奖励试行办法》和本地实际情况，参照运动员评奖的类别和等级制定具体办法。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客观价值秩序/共同价值基础
内容提要: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及倾向。由于产生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引言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无论是从基本法还是从德国民法典来看，都没有对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因此它是一项由法官在判例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同时，民法上一般人格权建立的基础为“基本法第1条、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也就是，与其他得到民法典具体规定的民事权利不同，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这一权利就不可能在民法上产生[1]——这也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自产生之初就体现着宪法与民法的交叉，故而在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识上较容易产生混淆。这就需要我们在辨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明确界定。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格权领域本身就是现代民法拓展调整的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其产生上又具有如此独特的经历，这也就使得一般人格权成为了我们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互动关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一、一般人格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民事权利）
由于近代民法理论将人格与财产密切联系起来， [2]而否认自己对自身的某些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除了规定少数具体人格权，如姓名权外，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是很不够的。 [3]同时，出于法律安全性的考虑，民法典中也并没有写进一般人格权条款。 [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帝国法院的法官拒绝承认一般人格权问题是一个应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 [5]但德国司法机关也曾力图通过种种途径扩大对人格保护范围。 [6]二战结束后，民法典对人格提供的保护明显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但由于立法者扩大人格保护的努力未能成功， [7]因此这一重任最终还是落在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肩上。
最早提出“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为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 [8]在本案的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宣称： [9]
既然基本法（1949年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权（第1条），以及作为隐私权（a private right）的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或不与宪法秩序或道德相抵触的范围内应得到广泛的尊重（第2条），那么一般人格权就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当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一般人格权不仅仅以基本法相关条款为渊源；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人格权最直接的法律渊源为民法典第823（1）。即，一般人格权为第823（1）所谓的“其他权利”，德国民法学上称其为“框架性权利”。 [10]
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侵权法领域内对人格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是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仍构成一个困扰学者和法官的问题，因为从民法典第253条的条文表述来看，因损害一般人格权所造成的非物质损害是被排除在金钱赔偿之外的。对于这一问题，也是由法官通过判例的形式解决的。最早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就是1958年的“骑士案”。 [11]
在回答对人格的非物质损害能否请求金钱赔偿的问题时，最高法院在重申了“一般人格权不仅是基本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观点之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这一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的框架内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享受民法典第823（1）中‘其他权利’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的直接依据，法院则认为是民法典第847条。 [12]法院认为，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民法典并不保护一般人格权， [13]但既然基本法已经赋予了人格以广泛的保护并视其为基本价值，那么民法中的上述观点就再无法成立，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不予赔偿也将是“无法忍受的”。 [14]
此案判决一出，学界争议四起。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判决中作为金钱赔偿责任直接依据的民法典第847条。由于第847条属于排除性规定，将其作为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依据未免有失牵强。故而，在此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不再以民法典第847条为依据，而是以民法典第823（1）结合基本法第1（1）、第2（1）为依据，以“金钱消除损害”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15]
通过此后诸多判例的发展与完善，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建立起了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完整的制度。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对于未受到具体人格权条款保护的人格法益提供辅助性的保护；同时，不同于绝对权，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采取了逐案审查及利益衡量的方法，以避免该条款提供过宽的保护以及赋予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从而危及到立法权限。 [16]
二、一般人格权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基本权利）
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一样，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以下简称“一般人格基本权”）也是通过判例形成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有关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判例稍晚于民法上的判例——其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的艾尔菲斯案 [17]。
根据宪法法院形成的领域说（the Sphere Theory (Sphärentheorie)）， [18]基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人格利益被分划为不同的领域，并相应的接受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的是核心领域（the most intimate sphere (Intimsphäre)），这是人类自由绝对不容公权力任何侵犯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也是与人格尊严联系最为紧密的；其次则是私密领域（a private or confidential sphere (Privat or Geheimsphäre)），对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只允许基本法第2（1）条文中所表述的限制（即适用比例原则）；处于最外层次的为社会领域（an outer or social sphere (Sozialsphäre)），由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利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而与私人的联系最为松散，故而对其采用的是宽松审查基准。 [19]由此可见，德国的人格权法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的行动自由； [20]私人领域内的相关自由与权利。 [21]艾尔菲斯案涉及的即是前者。
从表面上看来，该案并非宣示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案件——在该案的判决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般人格权”这个词。它所回答的仅仅是基本法第2（1）中的“人格自由发展”是否包括对公民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自由权（the right to freedom of action）的保护。但是，从以下几层意义上看来，艾尔菲斯案不愧是宪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权问题上的奠基之作。首先，行动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之一，故而称本案为宪法法院首次宣示一般人格权的案件并不为过。其次，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基本法第2（1）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权，而且指出基本法第2（1）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兜底条款，当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而（具体的）基本权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时，公民即可引用第2（1）来对抗侵犯。这就为后来法院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一般人格权奠定了思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法院特别指出，任何法律除了不得违背基本法的明文规定外，对于“未予书写的”价值秩序与基本原则也不得违反；当然，对于作为基本法最高价值的人格尊严就更是必须遵守了。因此，“宪法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发展私人空间的保护，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后的不受侵犯的领域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的保护。” [22]这就为宪法法院在其后的案件中宣示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调，同时也暗示着宪法法院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般人格权上对民法典所做的解释。 [23]
而首次从私人内在领域出发分析一般人格权的则是1969年的微观统计案。 [24]在本案中，宪法法院除了承认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外，还延续艾尔菲斯案中将人格尊严与一般人格权联系起来的分析基调，试图对“内在空间”（inner space）做出明确界定。法院指出，个人必须拥有一个内在空间以使其人格获得自由、自我负责的发展，而这样一个内在空间不受任何外在的侵犯。 [25]此后，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 [26]雷巴赫案、 [27] 埃普勒案、 [28]统计法案、 [29]犯罪日记案 [30]等案件逐步完善了一般人格基本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对宪法法院的判决造成的影响：宪法法院不仅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基础的思路，还承认了它对民法典的解释及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做法。其中，最为典型也最具意义的就是索拉娅案。
在索拉娅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宣布联邦最高法院对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31]的承认在宪法上 是没有疑虑的，并且确认了其以基本法第1（1）、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为据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不存在违宪之处，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到了确认，消除了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宪法法院肯定了最高法院运用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理论证成一般人格权的思路，指出由于基本权利同时构成客观价值秩序，因此个人的人格及尊严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这一保护也应拓展至个人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在私法领域中，这一任务就是由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此外，宪法法院还确认了普通法院的法官按照宪法中确认的宪法秩序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因此，索拉娅案可以说是宪法法院对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努力的全面总结与肯定。
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纵观以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以下两个特点：（1）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首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提出，同时，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又对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夸张的说，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两条高度重叠的发展脉络。（2）联邦最高法院证成一般人格权时采取的是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 [32]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甚至，最高法院在“读者来信案”中宣称：“一般人格权……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时，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做法，宪法法院在索拉娅案中也明确予以了肯定。由此，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混淆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 [33]甚至有学者声称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而非民事权利。 [34]那么，一般人格权到底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呢？
笔者认为，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虽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产生过程上也存在诸多交叉，但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利，不应将其混淆。也就是说，既存在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也存在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首先，对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但推导出这一权利的直接渊源仍然是民法典第823（1），只不过基本法对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宣示为最高法院从民法典第823（1）推导出一般人格权提供了合法性。 [35]
其次，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制度发展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与其他民事权利不同，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框架性权利。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的意义更多的是存在于侵权法上的意义。而纵观一般人格权自产生到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认定等一系列过程，我们即可发现，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建立始终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 [36]对于这项权利，甚至有学者提出，它不是一项权利，而仅仅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 [37]或者认为它“不过是借助了‘权利’这一外衣(用德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大氅’)，表达了关于人格法益应受到保护这样一个宽泛的法律原则而已。” [38]由此可见，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是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利。
第三，虽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与发展对一般人格基本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个权利的发展线路并非同一而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是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影响下进行的，但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法院首先从基本法第2（1）中推导出一般行动自由权，然后以一般行动自由权和人格尊严为基础推导出一般人格权。 [39]虽然宪法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晚于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对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宣示却最早可追溯至1954年的调查帮助案 [40]——而这一时间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则是同时的。另外，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观点的承认仅仅是认为并不存在宪法层面上的反对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 [41]这一确认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以成为一项稳定的法律制度以发挥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法院的确认实际上起到的是定纷止争的作用。
第四，权利的内容不尽相同。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核心是自我决定权，具体说来包括信息自我决定权、控制自己在社会中形象的权利（包括控制自己的言辞、图片、影像、声誉的权利）、以及自我决定权和知悉自己的传统（heritage）的权利，同时，性自决权与有关性和感情生活的权利一般被认为处于一般人格权的核心领域。 [42]这是因为一般人格基本权基本上是围绕着“精神的、道德的人”、围绕着“内在的空间”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得以躲避外在的干涉和侵犯，得以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领域则主要集中在：保护名誉免受陈述事实和发表言论的损害、保护同一性免受与事实不符但未损及名誉的事实陈述的损害、保护私人秘密免受调查、保护私人秘密免受传播及保护其他人格利益免受利用、其他的人格保护。 [43]总体说来，一般人格基本权利的范围要比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民法的一般人格权更为宽泛。 [44]
第五，权利保护的力度不同。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的违法性的认定并不是采取“结果违法”的方法，而是采取“积极确定违法性”的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由于它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次上发生冲突，所以要确定侵犯一般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就必须在个案中采用利益衡量的方式。 [45]而一般人格基本权却大不相同。根据领域说，对处于核心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绝对不允许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而对处于第二层次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则国家只能在根据一部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并且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而又严格遵循适度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限制。 [46]由此可见，一般人格基本权受到的保护要高于一般人格权。
从以上分析可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权利，我们绝不应将其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界限的混淆，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司法实践上讲，混淆作为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将造成“法官造法”现象的严重化，使得司法权过多的伸入到立法权的领域中来。 [47]
四、一般人格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
上文笔者分析了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尽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就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如同上文中提到的，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的最基础的渊源，而且在解决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问题时也再次确认了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以及基本法所确认的价值加诸于法院的国家保护义务。可以说，如果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视作互不相干的两种完全平行的权利，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德国法认为基本法所确认的核心价值（基本法第（1）条）构成了所有部门法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客观价值秩序），这一价值基础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得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得以发生某种勾连，一般人格权的产生才成为可能。概言之，德国基本法确认人格尊严为最基础的价值，而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即是同一种价值在不同的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又是性质不同的权利。
推而广之，德国法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主观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独立的两种权利，不容混淆；同时，由于二者构建于同一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一价值基础又以宪法权利的面貌表现出来（客观价值秩序），故而宪法权利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
不难发现，上述描述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色彩。显然，在不承认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的国家里，比如我国，上述描述将难以适用。那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来，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更有必要明确另一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究竟是统一于某种价值，还是统一于宪法所宣布的某种价值？究竟是这种价值具有最高性，还是宪法的最高性赋予了这种价值以最高性？从表面上看，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依赖的是基本法所宣称的基础价值（人格尊严），故而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直接导致了这一全新的权利的产生；然而，若加以更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甚至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普遍勾连乃是扎根于源自康德及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及价值观基础，而非仅仅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如此简单。从现代德国法来看，这一哲学及价值观基础可以归纳为“人格主义”，即强调人为“拥有人格尊严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仅具有不能让渡役使的自身价值，同时也负有将自己与他人间的共同生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展开与实现的义务。 [48]
故而，即使是德国法上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够简单的以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来概括，归根结底，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并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宪法所宣布的基础价值构成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但是，不容混淆的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统一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哲学价值观基础），而非其他。宪法固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同样构建于这一基础之上，必须与这一基础相协调。不独德国法如此，其他国家的法律亦不应有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宣称：不仅在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上体现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亦应统一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得以发生互动关系；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无论是对人格权也好，对财产权也好，我们都必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去厘清具体权利的性质、去看待权利，才不致产生偏差。
那么，这一最为基础的哲学价值观基础究竟为何呢？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德国，如上文所述，这一基础为人格主义。而美国宪法虽然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但从其宪法的字里行间及司法审查实践形成的传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强烈的价值取向，故而将美国法上的哲学价值观基础归纳为个人主义应为妥当。再如日本，虽然其宪法宣称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及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而日本宪法学家也认为“人的尊严”为其宪法的最基本原理，但日本法并非如德国法一样以人格主义为其价值基础，而是在强调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作为“个人”对抗国家的价值，故而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价值观基础的。
我国宪法并未如德国基本法一样对基础价值作出明确宣告，也未如日本宪法一样对基本原则作出归纳总结，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和加深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混淆状态。可以说，正是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认识不清，甚至对这一问题未能引起重视，才导致了我们在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认识上（尤其是对人格权认识上）的种种误差。只有确认了这一基础，才能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宪法权利体系，并且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勾连起来。具体而言，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宪法权利并非公民对国家的对抗，因为社会主义下强调的是公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但将其归纳为共同体主义也非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让个人利益淹没在共同体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故而笔者认为以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格主义为我国法律的哲学价值观基础较为妥当。
注释:
[1] 我们谈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时，通常想到的判例都是吕特案。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
[2] 传统民法普遍将人格视为财产的延伸，同时认为人格独立的最主要目的为对财产的独占和支配，故而人格只能附庸在财产法上不断提升。见姚辉：《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3] 蒋学跃：《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第17－20页。
[4] 周晨、张惠虹：《中德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之比较》，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5页。
[5] 周晨等，同上注。
[6] 有德国学者认为，尽管一般人格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德国法上最大的、成系统的扩大人格保护力度的努力却可以一直追溯至纳粹时期。Gabrielle S. Friedman, James Q. Whitman. 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 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 J. Eur. L. 241, FN52.
[7] 周晨等，同注释3。
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颁发《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颁发《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1982年11月29日，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
现将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委发布施行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和国家体委拟定的《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适用于体委系统。
二、国家体委（81）体办字29号《关于表彰和奖励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通知》中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按本通知执行。
三、《奖励试行办法》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实行。凡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以后评定过一九八一年运动技术补贴的，可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条件重新评定，少补多不退，但运动员五等奖从一九八二年起实行。
四、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要扣除一九八一年享受过一次性奖励和增收节支奖的金额，少补多不退。
五、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原《优秀运动员技术补贴试行办法》和《关于评定教练员技术补贴条件的补充通知》（教练员输送奖除外）停止执行，其它奖励（包括实物奖励）一律取消。
六、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对运动员教练员不再发经费预算包干增收节支奖。对不带队员的教练员在增收节支中作出贡献的，可在四等奖内予以评定。
七、实行《奖励试行办法》后，所需经费除荣誉奖章和特等奖金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外，一等及其以下等级奖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的规定分别由中央或地方财政解决。
附一：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以加速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实现四化服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体育系统各级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包括业余体校教练员）。
各级体委举办的正式比赛会上创造成绩的业余运动员，也可以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三条 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为国争光，多做贡献。
优秀运动员奖励条件和奖励等级
第四条 奖励条件：
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主要依据其比赛成绩，并结合以下条件全面考察：政治思想进步、体育道德作风好、遵纪守法、集体观念强，积极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
第五条 优秀运动员奖励按运动比赛成绩分五等，各等奖金如下：
等 级 运动比赛成绩 奖 金
特等奖 世界纪录创造者 1000～3000元
奥运会赛、世界
锦标赛、世界杯
赛冠军
一等奖 奥运会赛、世界 500～1000元
锦标赛、世界杯
赛第二、三名
奥运会田径赛、
游泳赛第二至六
名、当年运动比
赛成绩世界前十
名 奥运会足球
赛、世界足球锦
标赛第二至十二
名
二等奖 奥运会赛、世界 300～500元
锦标赛第四至八
名 世界杯赛获
奖名次者 重大
世界比赛冠军
世界青年比赛冠
军、纪录创造者
亚洲锦标赛冠
军、纪录创造者
三等奖 重大世界比赛、 150～300元
亚洲锦标赛、世
界青年比赛第
二、三名 全国
纪录创造者
全国冠军
四等奖 在全国比赛中获 100～150元
得录取名次的，
按参加的队（人）
数，6～12个队
（人）的第二名，
13～16个队（人）
的第二、三名，
17个队（人）以
上或甲级联赛的
前六名
当年获得运动健
将称号者
五等奖 优秀运动员在全 60～100元
年训练中较好地
完成教练员布置
的训练任务，并
比上年训练成绩
（纪录）有提高者
对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难度大、影响大的项目，如足球、田径和游泳中的某些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或获得世界冠军时，奖励金额可以超过3000元。
第六条 评奖方法：
（一）特等奖为不定期的一次性奖励，优秀运动员成绩达到时，即可评定授奖，再破再奖。
一至四等奖一年评定一次，奖金由优秀运动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如年内多次获得评奖名次，按其最高成绩评定，不得重复发奖。
（二）集体项目、团体赛项目成绩达到奖励条件时，不发集体奖，可根据个人贡献大小分别评奖。
（三）没有国际比赛的项目，如中国象棋、武术以及军体的部分项目等，可根据国内比赛成绩评奖。
（四）各等奖金均有一定幅度，评定时，要分析各运动项目的难易程度、起点高低、影响大小、对手强弱和运动员临场技术发挥的好坏等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水平确定奖金额度。
（五）运动员为创造世界纪录，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做出重大贡献或在世界比赛、重大国际比赛中，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表现突出的，也应按其贡献大小分别确定奖金等级给予奖励。
教练员奖励条件和奖励等级
第七条 奖励条件：
对教练员的奖励，主要是根据教练员在全年训练工作中的成绩和贡献大小，并结合全面工作和表现来评定，具体条件如下：
（一）培训的运动员成绩提高幅度较大、较快，并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录取名次。
（二）在训练工作中勇于创新，有发明创造或理论著述，在训练方法上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并取得良好效果。
（三）对运动员的基本功训练抓得紧；在青少年运动员训练中，选才合理，输送率高，基本功扎实，技术提高快，对发展体育事业有显著贡献。
第八条 教练员奖励分四等，各等奖金如下：
等 级 金 额
特 等 奖 400～1000元
一 等 奖 200～400 元
二 等 奖 120～200 元
三 等 奖 80～120 元
四 等 奖 60 元
第九条 评定方法：
（一）凡具备本办法第七条奖励条件之一者，即可评奖。特等奖要严格掌握。
（二）评定教练员奖励时，应当广泛征求运动员的意见，根据教练员的思想作风、教学态度、工作质量等情况予以全面衡量。
（三）教练员的奖励一年评定一次，奖金由教练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
其 他 规 定
第十条 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必须严格掌握条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按隶属关系报批。特等奖由国家体委批准，优秀运动员的一至五等奖、教练员的一至四等奖由国家体委有关主管局和省、市、自治区体委批准。
第十一条 运动比赛成绩必须是在国内外正式比赛中获得的成绩和名次（世界比赛、国际比赛创造的成绩均按各项目的具体规定，国内比赛应为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打破世界纪录、国家纪录和获得运动健将称员者，须经国家体委批准。
第十二条 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虽已具备受奖条件，但因犯有严重错误，受到纪律处分，应酌情降低奖励等级或不予奖励。
第十三条 奖金由本单位体育事业费开支，列“补助工资”目。业余运动员的奖金，在运动会经费内开支。对第一次获得运动健将称号者的奖励，优秀运动员由其所在单位发给，业余运动员由其所在地体委发给。
第十四条 对创造省、市、自治区运动比赛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自行确定，但最高奖励金额不得超过100元。
第十五条 对参加全国以上少年比赛的运动员奖励，可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执行；其他获得全国少年比赛录取名次的运动员的奖励，由举办单位具体制订奖励办法，最高奖励金额不得超过100元。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修改权属国家体委。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各全国单项运动协会制订，经国家体委批准后实施。
附二：优秀运动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一、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凡获得特等奖，一、二、三等奖的运动员，应同时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体育运动一、二、三级奖章。
二、根据各运动项目的不同情况，将我国开展的项目分为两大类：
一类项目：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曲棍球、田径、游泳、跳水、水球、体操、艺术体操、举重、射击、射箭、击剑、帆船、帆板、赛艇、皮划艇、自行车、国际摔跤、柔道、马术、现代五项、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雪、冰球、冬季两项、武术。
二类项目：垒球、棒球、技巧、中国摔跤、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航海模型、摩托艇、摩托车、无线电、航空模型、跳伞、滑翔、潜水、登山。
三、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运动员获一项名次的，其奖金基数分别为：
（一）特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150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1950元，集体项目2400元。
二类项目：单项1000元，团体、全能1300元，集体项目1600元。
（二）一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60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720元，集体项目840元。
二类项目：单项500元，团体、全能600元，集体项目700元。
（三）二等奖：
一类项目：单项350元，团体、全能（含举重总成绩）420元，集体项目490元。
二类项目：单项300元，团体、全能360元，集体项目420元。
（四）三等奖以下不分一类项目和二类项目，其奖金额可根据《奖励试行办法》和上述原则，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主管部门自行制定。
四、运动员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获世界冠军的，得特等奖。同一次比赛中，每多获一项冠军，在该项奖金基数上增加20％，但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3000元；不同次比赛中，再次获得冠军的，再获再奖。
五、运动员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破世界纪录的，得特等奖，发单项奖金基数。同一次比赛中，多破一项世界纪录（或获世界冠军），在该项奖金基数上增加20％，但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3000元；不同次比赛中，再破世界纪录的，再破再奖。在洲和其他世界重大比赛（指有三个以上世界前八名的队参加的比赛）中破世界纪录，并得到国际单项协会承认的，得特等奖奖金基数的50～70％（举重破单项世界纪录的同时），运动员所破世界纪录，未能得到国际单项协会承认的以及全国正式比赛中破（超过）世界纪录的，得特等奖奖金基数的40～60％；个别情况可不受这些百分数的限制。
六、在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运动员获得一等奖以下多项不同名次奖励的，除按一项最高成绩奖励外，每多获一项2、3名（田径、游泳2～8名，足球2～12名），按该等级奖金基数增加20％；每多获一项4～8名，按该等级奖金基数增加10％。最高成绩为一等奖的，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1000元；最高成绩为二等奖的，其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得超过500元。获田径、游泳第7、8名的运动员，其奖励金额，可适当提高。足球亚大区出线或取得更好名次的，奖励金额另报另批。
七、运动员在一个年度内，已获得特等、一等、二等奖励，在全国比赛中又达到获奖名次的，评奖时应予适当照顾，但不得超过该项奖金基数的5％。
八、集体项目和团体项目获奖时，按每个人所获奖励金额，全部发给运动员所在单位，由该单位根据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贡献进行评定，个人获得奖金应有所不同。
九、荣誉奖章和特等奖奖金均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一至五等奖一年评定一次，由运动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一次成绩不得重复发奖。
十、某些项目的单项获得成绩较团体项目获得成绩难度大、影响大的，该项目单项奖励可高于团体项目奖励，由主管部门具体确定。
十一、没有奥运会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的项目，运动员做出特殊贡献，获得荣誉奖章的，也可享受特等奖。
十二、运动员所获特等奖至四等奖的奖金由所在单位财务部门负责存入银行，待运动员转业时将本息一并发还。如运动员遇到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可提前领取部分或全部。
十三、获得特等、一等、二等奖励的运动员，由所在单位从其奖金额中抽出适当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0％），作为对其他有功人员的奖励。
十四、遇有特殊情况，奖金额可按规定予以提高或降低。
十五、一类项目、二类项目的划分，将根据奥运会情况和我国体育运动发展情况，每隔几年确定一次。
附三：专职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试行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一、按《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凡获得特等奖，一、二、三等奖的教练员，应同时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体育运动一、二、三级奖章。
二、荣誉奖章和特等奖奖金均由国家体委批准发给。一至四等奖一年评定一次，由教练员所在单位一次发给。
三、教练员的奖励等级应按照《奖励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评定。
四、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一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应参照教练员直接培训运动员的时间衡量其所做的贡献。运动员获得成绩（不包括五等奖所规定的成绩）时，直接培训运动员达二年以上的教练员，一般与运动员评定同样奖励等级（即运动员评为特等奖时，教练员可评为教练员特等奖，余类推），培训运动员时间在二年以下、一年以上的，一般按运动员获奖等级低一级评定，训练时间不足一年的，一般按四等奖评定。
主教练与副教练奖励应有区别，副教练的奖励一般为主教练奖励的70％。
五、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其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成果，应经过专家评议、签定和承认，然后根据其贡献大小评定等级。
六、按照《奖励试行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评定教练员等级时，其中教练员输送奖，仍按我委（79）体计计字453号文《关于评定教练员技术补贴条件的补充通知》中有关规定执行。省、市、自治区体工队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的奖励办法另行规定。
七、省和省以下优秀运动队和业余体校教练员奖励的评定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根据《奖励试行办法》和本地实际情况，参照运动员评奖的类别和等级制定具体办法。
